1531 年 10 月 11 日，乌利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1484-1531 年）在他率领的苏黎世营于卡佩尔（Kappel）遭到天主教军队击溃后在战场上阵亡。他上战场时相信上帝会支持他们——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误判。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根据一份报告，发现他尸体的天主教徒在死后对他进行了模拟审判，辱骂他，并以各种罪行定他的罪。然后，他被砍头、分尸、焚烧，这对一位国教（magisterial）改教家来说是一个不光彩的结局。
其他报导对这些事件给出了不同的描述——有些看着过于奇幻。一个故事认为他存活了很久，可以在审讯中为自己的观点做出戏剧性的辩护，而另一个故事则描述了人们如何在被焚烧后的躯体灰烬中发现了他的心脏，这象征着他传讲信息时的激情和内心的纯洁。从这些模糊的历史中辨别真相是一项挑战，为他写一本传记不仅要讲述慈运理之死复杂而迷人的故事，还要讲述他的生平。
司提反·布雷特·艾切尔（Stephen Brett Eccher）在他的著作《牧师慈运理：充满冲突的一生》（Zwingli the Pastor: A Life in Conflict）中包括了许多类似的“悖论和讽刺”，这些悖论和讽刺使慈运理成为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第 2 页）。艾切尔诚实地面对这位瑞士改教家的成功和失败，并从中汲取功课和教训。慈运理的一生经常因为宗教改革的其他伟大人物而遭到误解和掩盖，但除了这些之外，艾切尔还提醒我们，慈运理致力于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开始的宗教改革。
《牧师慈运理：充满冲突的一生》
司提反·布雷特·艾切尔（Stephen Brett Eccher）著
在《牧师慈运理：充满冲突的一生》一书中，司提反·布雷特·艾切尔讲述了乌利希·慈运理（1484-1531 年）的故事，他是一位饱受争议的牧师和改教家。慈运理在苏黎世的牧师生涯充满了冲突，而这些冲突激励着他、影响了他的神学发展，鼓励他继续致力于宗教改革，并迫使他在宗教改革带来的动荡中最终献身于他所领导的会众。
艾切尔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慈运理，他的一生及其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新教。
莱克斯汉姆出版社（LEXHAM），288 页。
现代人文主义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后者却是一种“教学法”（pedagogy）。慈运理所吸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透过圣经和传统的智慧来促进个人的塑造。他所受的教育促成了他对古代文学和圣经的深入学习，激励慈运理相信圣经并挑战当时对圣经诠释的假设。
根据东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宗教改革研究副教授艾切尔（Eccher）的说法，慈运理确信圣经“在字面意义就是上帝的话语”（21 页）。慈运理相信他牧养的百姓最需要听到上帝的话语；只有圣经才能带来生命和更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效仿屈梭多模（金口约翰）等教父的榜样，对圣经各书卷作逐章、逐卷的宣讲（lectio continua），而不是拘泥于标准的经课选读（lectionary readings）。
“这个决定对在场的人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启示，”艾切尔写道，“并且是新教迎来的第一次正式的礼仪变革。”（59 页）有时，特别是在他讲道生涯的早期，他讲道的主题或话题涉及文化问题，但最终，他倾向于“传讲福音的信息”，他相信这样做能激发他所牧养之人的心灵和生命（12 页）。
慈运理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通过良好的修辞和演说实践促进了他的讲道，因此 “他的讲道具有令人愉悦的用词”（24 页）。他将修辞与他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例如他在战场上的经历），这有助于他与听众产生共鸣。
艾切尔指出了两个关键主题，这两个主题影响了慈运理的圣经诠释，并随后塑造了他的讲道：清晰性和确定性（clarity and certainty）。前者强调“圣灵决定性的光照能力”，而后者则暗示“圣经的权能”（37 页） 。他将这些观点与以基督为中心的焦点和慈运理所谓的“信心与爱心的准则”（45 页）结合起来。“这一准则最初于 1524 年左右由慈运理首次提出，”艾切尔写道，“这项准则确立了 charitas（爱心）作为诠释的公理框架，有助于在多元化时代体现邻里之爱的实践。”（45 页）
慈运理在苏黎世改革解经方法论的努力是对基督教崇拜进行更大规模改造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了从圣所中移除圣像和图像，平信徒在集体敬拜聚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及对圣餐（Eucharist）的重新理解。慈运理将神圣的圣经，而不是圣餐，视为“与上帝相交的主要教会场所（ecclesial location）”（55 页）。
但慈运理对福音的诠释才是推动敬拜改革的主要力量。根据慈运理的说法，福音是遭到蒙蔽的，但现在它是自由的，他可以根据他对圣经的诠释来改革教会的做法。他批判赎罪券，信奉唯独圣经，重新确立了圣经作为教义的规范权威。
然而，圣经并不是唯一的权威。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慈运理依赖传统，但总是让传统的地位在圣经之下。例如，1522 年 3 月 9 日，一群人因为吃香肠而打破了大斋期斋戒（Lenten fast）的规矩。慈运理出席了这场宴会，但自己没有吃。然而，他在事后的一次讲道中为这一行为辩护，强调福音中的自由。但艾切尔很快提醒我们，慈运理不仅仅从个人角度来看待福音。福音是关乎集体的（the gospel was corporate），是为了整个基督徒群体（the whole corpus Christianum）；它更新了社会和教会。
正是圣经使慈运理转向了他在苏黎世时期所信奉的神恩独作观（monergistic view）。他对圣经的阅读，以及他在战场上和黑死病中的经历，改变了慈运理对上帝护理的看法。他甚至写了一首“瘟疫之歌”（"Plague Song"），详细描述了他濒死经历的痛苦，并赞美了“在他受苦时安慰和支援他的护理的上帝”（121 页）。透过这些经历，他确信人们不会指引自己的道路。这向他表明，宗教改革也是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人心，成全一切已完成的。
基督徒的成功和错误，比如慈运理，同样都具有启发性。慈运理的错误提供了警示，以指引今日的教会。
例如，是什么促使慈运理拿起武器反对天主教徒，又是什么导致他在朋友和学生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遭到处决时拒绝为之辩护？这是慈运理“对基督国度的误解和误用”（203 页）。慈运理认为他可以通过武力带来天国，并将上帝的国度与地上的“基督王国”（Christendom）融合在一起。但天国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那些对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持高度肯定看法的人将看到慈运理的苏黎世社区所特有的“不宽容和胁迫”（204 页）的弱点，以及今天捍卫这些美好事物的重要性。
此外，慈运理和其他改教家还吃了艾切尔所说的“缺乏认识论上的谦卑”的苦头（206 页）。他们有时把他们个人的诠释与圣经的权威混为一谈。艾切尔的书提醒我们，我们都有盲点。慈运理生活中的美德和恶习都挑战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事工。
改教家可以就天主教会的问题达成一致，但他们无法就如何取而代之达成一致。认识到旧习惯很难改变，艾切尔在“一起合作”和“共同敬拜”之间做出了有益的区分（206 页）。虽然对教会论的信念仍然很重要，但艾切尔写道，“有无数来自其他认信传统的基督徒，在神学和教牧事工重迭之处，我可以与他们同工。”（206 页）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当许多宗派正在分裂之际，记住这种区分可能有助于促进基督教团体和宗派之间新的合作努力。
《牧师慈运理：充满冲突的一生》一书表明，牧师在今天和在慈运理所处的时代一样重要。牧师在危机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艾切尔告诉我们的，慈运理通过强有力的布道来号召人们为了福音复兴的缘故进行神学改革。有些讲道极具说服力，以至于他的听众认为他具有近乎先知的品质。牧师是上帝呼召的，要以良善的劝导忠信地牧养上帝的百姓。
但慈运理并不是一位完美的牧师，这就是问题所在。人类对改革的雄心和渴望总是受到文化时代之意外事件（contingencies）和我们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慈运理多么不完美，慈运理在他那个时代都被上帝使用，按照他对圣经的理解来引导上帝的百姓。他是年轻牧师的忠实导师。我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他们的造物主，并与他们的救主基督相交”。（51 页）
教会历史爱好者会喜欢这本书，那些对宗教改革的迷人故事感兴趣的人更是如此。基督徒领袖和牧师也一定会找到对教牧历史和神学的有益见解。虽然慈运理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改教家，但艾切尔的书告诉我们，从他的胜利和悲剧中可以找到智慧。
译：诚之；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Zwingli: Zealous Reformer, Faithful Pa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