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要事第一》（First Things）发表了艾伦·任恩（Aaron Renn）的文章《福音派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开始了病毒式传播。《消极世界中的生活：面对反基督教文化中的挑战》（Life in the Negative World: Confronting Challenges in an Anti-Christian Culture）是他对这篇文章的长篇扩展。任恩认为，在过去 60 年里，美国福音派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他称第一个世界为“积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基督信仰受到高度的文化推崇；第二个世界是“中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基督信仰在更广泛的文化中获得一定容忍；最后一个世界是“消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化公开敌视基督信仰。
任恩认为，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变迁要求福音派在与更广泛文化的接触中，采取新的策略。
例如，基督徒试图影响现有文化机构的“文化参与”策略在积极或中立的世界中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公开敌对的文化中似乎是痴人说梦。生活在消极的世界中，意味着作为宗教少数派生活在敌对基督信仰的环境中。他认为，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巩固基督信仰群体并有效践行教会使命的策略。
《消极世界中的生活：面对反基督教文化中的挑战》
艾伦·任恩
在《消极世界中的生活》一书中，作者艾伦·任恩回顾了过去 70 年基督教文化参与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教会、机构和个人在“消极世界”——一种与基督信仰价值观和教义相对立的文化中，忠心生活的具体策略。
由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作为基督的追随者在新的消极世界生活、参与宣教将需要多样化的策略。
Zondervan Reflective出版社, 272 页。
任恩是“美国改教者”（American Reformer）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本书的开头对原文略作修改。然后，他扩充了之前对福音派在积极和中立世界所采取各种文化策略的解释，并将其称为“文化战争”“重视慕道友”和“文化参与”。
然而，他认为这些模型都无法阻止世俗化的浪潮，也无法阻止后基督教美国的随之衰落。他认为，当前的任务是适应消极世界的现实。他写道：
“在适应消极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和保留其他模式中最好和最相关的部分。例如，文化战争的战士懂得，有时必须降低地位，在社会精英中不那么受欢迎。慕道友的重视者注重践行大使命，确保人们与福音之间没有人为的阻隔。文化参与者理解心灵生活的价值，对文化力量的理解也比其他福音派人士更为深刻。”（42-43 页）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任恩试图为消极世界中的生活制定一种适应性策略的尝试。他向后基督教文化中的个人和机构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基督徒，应如何在消极世界中生活？新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他还将自己的观点扩展到与机构相关的重要问题上：基督教机构在消极世界中生存甚至发展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在消极世界的背景下，教会如何才能最好地履行其使命？
任恩讲述了一个直观而优雅的故事，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这一点从他最初发表在《要事第一》上的文章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基督信仰在当代美国文化中日渐式微的趋势，以及社会对基督信仰日益增长的敌意。基督徒理应担心文化对LGBT+（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价值观的迅速接受，以及这尤其会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来自各方面的持续压力迫使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妥协，并在他们谈论信仰问题时言论受限。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正在经历着负面的压力。但是，任恩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分析却过于简单化了。
任恩可以具体而详细——他近乎精确地确定了“三个世界”的过渡时间（1964 年、1994 年和 2014 年）——但同时又含糊不清、抽象难懂。在讲述了“我们如何来到这里”的故事后，他写道：
“‘三个世界’模型是对复杂现象的简化，主要为了实用目的而设计。这些框架与神学或科学模型不同，后者是对客观真理的宣告。而这些框架更像是工具。”（13 页）
这是个奇怪的评论，因为在它之后的十几页里写满了看似真实的真理主张。他接着写道，人们还可以使用其他模型或工具：
“事实上，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此类框架可以解释相同的现象，每种框架对某些人有用，但对另一些人却没什么用，或者只能解释情况的不同层面。人们应该对一个问题尝试使用不同的框架或视角，从多个角度进行审视，以便获得对世界最全面的了解。例如，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就是一个相关但又不同的视角，用来观察向消极世界过渡中所发生的变化。”（13 页）
我在想，任恩看似在写世界，实际上是否在写他的工具。有没有可能“三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关于我们文化的真实历史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他“三个世界”理论的实用性故事？他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对文化理解的“模型”和“框架”，这往往会加深这种印象。由于他的模型没有任何客观规范的约束（稍后会对此有更多论述），因此很容易成为一种自我指认的唯我论（Solipsism）。
此外，无数事实破坏了这个故事的条理性。任恩甚至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但他提出的框架却丝毫不会改变。在文化分析中，这通常是削足适履的证据，认为任何与理论不符的事实都无关紧要。
例如，他提到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在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受到的待遇，以此证明我们已经来到了“消极世界”。我想知道回到所谓的“积极世界”——他是如何看待 20 世纪 20 年代，梅晨（John Gresham Machen，通常也译为“梅钦”）博士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受到的待遇。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将上帝请出了公立学校的大门（1962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官员撰写公立学校祈祷文并鼓励学生诵读该祈祷文违反宪法。——译注）——那可是“积极世界”的鼎盛时期——他怎能随口一提，却没有注意到这与他的论点有冲突呢？在 1925 年的美好岁月，美国精英机构是否普遍对“猴子审判”中所代表的那种福音派虔诚持肯定态度呢？（1925 年，美国田纳西州通过了《巴特勒法案》，禁止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为测试该法案的效力和影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特意资助了高中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斯，让他在课上故意违法讲授进化论，随后斯科普斯果然被告上法庭。这一象征科教与宗教矛盾的审判随即轰动全美，被称为“猴子审判”或“斯科普斯案”——译注）很难说。为什么他一个主要例子的中心人物会质疑他对事件的解释？
对他叙述的任何情节，我都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他所选择的“过渡”点具有奇怪的武断性，给人的印象是“三个世界”的框架叠加在历史之上，而非从对历史的真正审视中产生。
因此，任恩从事的是多视角主义（multiperspectivalism）工作，他的模型或“镜头”只是众多模型或镜头中的一个。但其中往往缺少一个要素：规范性。他首先提出的是规范性问题：“我谈论的是作为基督徒个人和家庭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教会和机构？以及我们如何利用消极世界为宣教和传福音带来新的机遇？”（17 页）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任恩承认他的工具箱在这方面是有限的：
“我想说明的是，我既不是牧师，也不是神学家。我并不自称是权威的圣经教师——尽管有少数例外情况，我大多避免根据圣经进行论证。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我当然会用圣经来指导并解释我的著作。但这本书主要属于文化分析和策略范畴，而我在这方面确实有着丰富的专业经验。这本书有关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牧师和神学家必须在其中应用上帝的话语。”（17 页）
这种方法乍听之下似乎很有道理，但请注意，任恩对“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是明确脱离圣经的。它独立存在，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学方法和模型来理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世界，然后牧师们再将上帝的话语应用于这个世界。
一个微妙的假设是，圣经并不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令人感到遗憾，而且对本书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他强调消极世界是“未知领域”（43 页），甚至是“根本性未知世界”。（44 页）根据任恩的说法，这意味着：
“因此，为消极世界中的福音派教会创建模型将需要很多人去探索世界的各个部分。这会涉及大量的试错、实验。这会涉及错误的开始，以及迅速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它需要广泛但松散的联盟和网络，需要大量的信息共享。”（46 页）
但消极世界并不是未知领域，也不是“根本性未知世界”。我们不是借着反复实验和错误的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整本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写给生活在消极世界中的人们。它细致入微地描述了那个世界，并明确告诉信徒们应该如何在其中生活。任恩的这本书以“社会学模型、实用主义、审慎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张”见长，却缺乏规范性的圣经伦理。
当任恩终于开始构建他在消极世界中生活的“适应性”策略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策略是如此平淡无奇。他的大部分（并非全部）建议都没有引起争议，以至于读者不禁要问，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他的章节标题概括了他对消极世界的建议：“变得坚韧”“变得卓越”“保持机构诚信”“寻求群体力量”“成为一道光”以及“审慎地参与”。这些建议都是你在机场书店的商业领导力书籍中可以找到的。
在提出我们身处一个崭新、未知、前所未有的世界这一具有戏剧性、激进的框架下，这些建议让人大失所望。他很少提出什么新策略，与上几代基督徒的做法相比，这些策略并没有什么变化。
任恩提出的一些改正策略简直就是海市蜃楼。例如，在第 8 章中，他解释说，在积极和中立的世界里，福音派试图与主流文化机构友好相处，从而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然而，他认为“在消极世界中，福音派必然要更加被动地与文化机构打交道，并实行自己的内向型社群强化措施。”（119 页）然后，他在下一章的第一段中写道：
“1964 年后，随着基督教地位的下降，凡是福音派人士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地方，他们都建立了平行经济，尤其注重文化产品。今天，我们在众多福音派出版社、当代基督教音乐制作人和广播电台中看到了这些努力的成果。”（131 页）
任恩的“新”建议是创造一种福音派亚文化，他现在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策略。
任恩的一些善意建议是有益的。然而，“三个世界”模型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再加上缺乏规范性，使之并没有产生有益的影响。相反，它为恶意者打开了大门，让他们利用它的主题和语言服务于激进的、往往是丑陋的事情。我担心它会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让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入自己想要的。不幸的是，任恩的一些读者似乎认为，对于生活在消极世界中基督徒的处方是，全力迎接算法程序下一步提出的任何挑战。
他用像“他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的说法来随意驳斥那些来自于类似神学信念之人的友好批评。“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中性（或积极）的世界”，这样就没有必要考虑那些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并非公然敌对的福音布道方式了。使用“积极世界”和“消极世界”这两个术语，就仿佛模型可以承载道德重量。
作者一般不对读者如何对待自己的观点负责。然而，在这个案例中，过于戏剧化的问题框架引出了同样戏剧化的解决方案。事实证明，任恩在书中提出了各种良性的，有时很有洞见、偶尔也很有用的建议，比如如何坚韧不拔、经济独立，以及如何加强我们的社群建设。我毫不犹豫地建议你购买这本书，并阅读其中的所有内容。
译者：北落师门；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the Negative World Framework Gets 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