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同行教授。由于种种原因，她曾有一段时间想过离开天主教会。然后她告诉我，她母亲说了一句话，中止了她的思考：“意大利与天主教不可分。”（"Italian Catholic is one word."）这句话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她又向我重复了一遍：“意大利与天主教不可分。”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对美南浸信会（SBC）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同样经历了许多挣扎和思考。虽然他以鲜明的负面措辞描述了该宗派一些领导人对待他的错误方式，但他仍然说，如果有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有人问他的宗教信仰，他仍然会斩钉截铁地说：“美南浸信会。”与宗派的这种关联非常深刻，以至于虽然离开，他仍然承受着相当大的心理甚至属灵精神影响。
摩尔是《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主编、公共神学项目（Public Theology Project）主任和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他曾担任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主席、美南浸信会一间神学院的教授，以及一间美南浸信会教会的牧师。
他的这本著作《放下我们的宗教：向美国福音派发出的讲台呼召》（Losing Our Religion: An Altar Call for Evangelical America）集中反映了他过去十年在公共领域服事学到的东西，以及他希望其他福音派在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挑战时能预先有所准备的东西。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本书的介绍如下：
《放下我们的宗教：向美国福音派发出的讲台呼召》
罗素·摩尔 著
在《放下我们的宗教》一书中，罗素·摩尔呼吁他的福音派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走出“文化战争”，归信真理而非拥抱部落主义，归信福音而非沉迷政治，恢复正直而非建立影响力，追求复兴而非执着于怀旧。摩尔以先知般的坦诚和牧者般的爱心，为在过去几年的危机和困惑之后感到心灰意冷、精疲力竭的新一代基督徒如何找到前进的道路提供了忠告。他认为福音太重要了，不能任由宗教骗子和欺世盗名之徒挥霍它。他向人们展示了基督徒如何避免愤世嫉俗和同流合污，从而为教会预备一个不同的、充满盼望的未来。
SENTINEL出版社，272页。
我得承认，我一开始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摩尔的思想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摩尔离开了美南浸信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和网络，但就世界的眼光看来，他的离开是一种“职业攀升”。
就像他的好朋友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刊登后者文章的报刊档次越来越高，从《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令他声名鹊起的主要是他对特朗普和对许多福音派人士糟糕行为的强烈批评，同样，摩尔也从优秀基督教出版社的一位书籍作者和浸信会旗舰神学院的教职人员，变成了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研讨会和在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旗下出版社的写书人。
所以，我刚开始的问题是，我是否能在摩尔的新书中找到真正符合真理的东西，还是说他仅仅通过批判同侪在攀登职业阶梯？他的批判是否符合永恒的真理？要知道，在摩尔领导 ERLC 期间，我可是极力为他辩护的。
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记得，当时某些浸信会教牧渴望成为圣公会神职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向着“更高雅”方向的进步，就好像把自己原先的通用庞蒂亚克（Pontiac）升级到别克（Buick）一样。我曾经怀疑罗素写书的背后是这种动力在起作用，所以我怀着某种警惕的心情来读这本书。我不想从一个我长期以来一直钦佩、欣赏和捍卫的人那里读到一本充满野心和批判的书。
读完之后，我的怀疑和恐惧大大降低了。这是一本要向美国基督徒读者讲述重要、合理内容的书。摩尔可能抵制了美南浸信会（或者说被它抵制了），但他并没有抵挡圣经或基督教信仰。他与信仰的联系仍然是真实的、重要的和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为了迎合世俗读者而肆意批评宗教界。
摩尔的论述中最发人深省的部分是他指出教会必须展现这样一种品质：自己真正相信自己所教导的。他指出，爱尔兰天主教会曾经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使其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异类——例如，在堕胎问题上。但最近，爱尔兰又回到了原点，接受了堕胎权和同性婚姻革命。
为什么爱尔兰在几十年的坚持之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摩尔的结论是，天主教会在处理涉及神父和未成年人的性侵危机时缺乏诚信，这向教友们证明了教会并没有按照自己所信的行事，从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与减少成本开支和维护权力相比，所信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
这与摩尔自己曾从属的群体（也是我的群体）——美南浸信会——的联系显而易见。在性侵问题上，他认为美南浸信会同样没有尽到重要责任。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离开美南浸信会，部分原因是他更希望以尽可能紧迫和透明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受到了调查，并且被打入了冷宫。
他认为美南浸信会（和其他福音派）还有另一个问题：唐纳德·特朗普。他拒绝为特朗普背书，并给他贴上了完全没有任职资格的标签，因此这位总统候选人攻击他“下流”和“无情”。小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 Jr.）因此对摩尔口诛笔伐，称他是一个从未见过工资单的人。特朗普的参选至少使摩尔疏远了该宗派中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士。
在摩尔的叙述中，性侵危机和过度支持特朗普的意愿都向大量美国人表明，美南浸信会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并不真正相信他们过去所说政治领袖当有的品格和美德。他认为，为一个毫无悔改观念、似乎拒绝成圣的人做愚蠢的辩护（例如，有人说特朗普是“基督里为婴孩的”）是错误的。
在摩尔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对美南浸信会和福音派的批判，而美南浸信会和福音派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福音派的权力。这一论点与保罗·D. 米勒（Paul D. Miller）在其批评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书中提出的论点惊人地相似：美国保守派基督徒正在失去影响力和成员人数，而这只会因着他们作出一切必要的妥协，试图抓住一个感伤的（同时也是虚假的）黄金时代而进一步恶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许多长期参与“文化战争”的人之所以不顾一切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渴望实现合乎圣经的真正正义。
许多反对堕胎的人士（包括我）尽管对特朗普很有顾虑，但还是投票支持他，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其他办法能让反堕胎问题重新回到民主政治的考量中。特朗普承诺了会任命支持反堕胎的大法官，并成功地在实质上改变了角力的天平。可以说这是一场交易。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选民其实有机会在本州立法废除堕胎，这与许多人（包括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信徒）的信念一致，即堕胎是对新生儿的不公正杀戮。
必须承认，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在新的保守派多数的支持下，基督教大学、学校和非营利组织等机构以及参与商业活动的虔信之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似乎已经大大减少。
但是，这样做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这一点我不得不在选举后公开承认。虽然投票支持特朗普实现了与基本正义和人权相关的历史性重要目的，但他在大选后的行为也对美国的政治秩序构成了威胁，不能轻易将其视为单纯的个人怪癖。
试想一下，如果副总统迈克·彭斯愿意遵循特朗普及其同伙向他提供的离奇法律理论，并采取行动干预权力的有序移交，那会让情况变得多糟糕，或者会对美国政治和政府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
摩尔等人发现了特朗普大选失败后如此失态的性格缺陷。在权衡各种因素时，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特朗普很有帮助。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一分析表明了基督徒需要在政治问题上彼此忍耐的重要性。无论是不支持特朗普的人还是狂热的特朗普支持者，都经常对彼此口出狂言。
摩尔曾是美南浸信会（SBC）的高层领袖，如今却接受了一种流放式的离开。从他独特的位置出发，他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他认为宗教保守派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将这一观点与英国记者蒂姆·斯坦利（Tim Stanley）在特朗普上台前撰写的一本关于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书（特别针对他在 1992 年的初选）中这句话进行比较：“宗教右翼的领袖们不准备为了一个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而放弃自己的影响力。”旧话重提。在一次大选中，宗教右翼也盯住极端建制派（ultraestablishment）乔治·布什。在这次新的叙事中，他们从支持建制派转向支持特朗普，只是因为他们坚持要在议事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代价如何。
在摩尔看来，这种模式表明美国基督徒未能接受他所说的“边缘身份”。他认为，福音派信徒不应为影响力而战，而应接受自己客旅和寄居的身份，不为政治而妥协。
摩尔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向文化证明，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我们可以让人们相信，我们是在邀请他们与主建立关系，而不只是另一个争夺属世影响力的团体而已。摩尔没有进一步扩展这一论点，但他没有说明的是，如果你不妥协，不抓住权力不放，你最终可能会像早期教会那样成为另一种大规模运动的领导者。
摩尔提出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是，世俗化并不完全是来自左翼的威胁。福音派一直的思维模式是把世俗化视为左翼（自由派）现象。平心而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俗化大多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然而，随着民主宪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来自右翼的世俗化声音也以我们习惯于在左翼看到的那种强度出现了。右翼版本通常看起来像是一种国族主义，宗教可能也包括在内，但更多的是基于传统和身份认同，而不是真理和与永生上帝的相遇。
摩尔认为新的基督教国族主义者与其说是基督徒，不如说是国族主义者，他打趣说，他们用基督的宝血来换取“鲜血和土壤”。有的时候这样说的确能博得一片笑声，但我不确定这对所有基督教国族主义者都同样公平。毫无疑问，他们与更世俗化、更有国族意识的国族主义者有共同之处，但许多人似乎更注重圣经，并认真地努力恪守信仰。
我和摩尔一样都是浸信会基督徒（虽然他喜欢说自己是前浸信会人士），我认为强调重生得救的教会比全面推进“文化战争”的模式更有价值，但我并不怀疑许多潜心探索神治主义模式之人的正直。撇开良好的愿望不谈，我们已经进行过政教联合的试验，事实告诉我们在政府结构中将宗教国有化的效果与将工业国有化的效果差不多。政教合一的历史并不令我们感到兴奋。
虽然我有时不喜欢摩尔想要获得更多掌声的倾向，但他说的东西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去追求。他提醒说，基督徒有一个“禾场”，而不是文化“战场”。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寓意深远。
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永无休止地想要证明美国国父都是基督徒，并以此来证明神对当今美国这个国家的某种认可。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这些主张得到完全证实，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代美国人中大多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基督教信仰、不觉得自己需要受其约束，那么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摩尔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停止试图组建一个政治联盟，想要通过法律成功地团结高度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相反，我们应该重新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一个宣教禾场，加强教会的门训和成圣装备。人们总是可以反对说现实情况是“两者皆是”，但摩尔（以及其他人）认为，政治中的烟雾、权力斗争和跑马圈地会分散人们对主要属灵使命的关注，甚至会损害这一使命。他说的没错。
底线是：浸信会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可以和摩尔争论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看法，以及他对当前政治和属灵时刻的评估。但如果不认真考虑摩尔的警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给我们一个铁磨铁的机会。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ussell Moore's Challenge to Evangelic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