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霍兰（Tom Holland）所写的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基督教史，不如说是一部基督教在现代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复杂作用的历史。他正确地称这种影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首先，基督教会经常在其践行理想上发生惊人的失败。其次，教会在这些理想的实际内容上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霍兰是一位获奖的古代历史学家、希腊文古典文献的翻译者和纪录片作家，他为我们提供了所有血淋淋的细节。他不是一个为教会辩护的人，虽然他对基督信仰的某些方面相当尊重。
但是，霍兰这本《主宰》（Dominion: How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Remade the World）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的副标题是“基督信仰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这告诉了你基本论点。他提出了多个可读性强且证据确凿的理由，证明现代西方世俗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看重的优先实际上来自基督信仰。即使在现在，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阶层都放弃了基督信仰、宗教在民众中急剧衰落时，基督信仰仍具有如此持久、普遍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仍然援引基督教的教导和信仰来谴责基督教的失败。
霍兰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首先提出的一个基本论点进行了冗长但不难理解的阐述。尼采看到欧洲的知识分子拒绝基督教、把自己打扮成崇尚科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自称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人权，相信所有人拥有相同的平等和尊严，相信穷人和弱者有其价值，相信关心和倡导他们每个人的必要性。这些知识分子也仍然相信，爱有着伟大的价值，我们应该饶恕我们的对手。他们仍然相信道德有着绝对性——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坏的，特别是对无权无势的人的压迫是错误的。
尼采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基督信仰独有的。这些价值观无法从东方文化中发展起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些观念的时候就认为它们非常可笑、不可理喻。霍兰表明，古老、异教的欧洲（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所持有的羞耻和荣誉文化认为，基督信仰主张的饶恕敌人和尊重穷人与弱者的伦理作为社会基础完全不可行。除非坚持认为宇宙中有一个独一、有位格的上帝，这位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所有生命，并且赐下自己的儿子因着牺牲的爱而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否则这些想法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人身上。这些想法只能从基督教世界观中产生——它们在其他世界观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通过适者生存的过程偶然来到这里的，那么就不可能有道德的绝对性，如果有的话，生活必须是关于权力和对他人的掌握，而不是关于爱。尼采说，一旦你真正愿意承认基督教的上帝不存在，这种残酷的现实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此书的介绍如下：
《主宰：基督信仰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
汤姆·霍兰 | Tom Holland
罗马人认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难以想象的最糟糕下场，是为奴隶保留的刑罚。那么，人们竟然相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特殊受害者——一个名叫耶稣的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人——并把他当作神来敬拜，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主宰》探讨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信念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它们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力直至如今。今天，西方仍然完全被基督教信念所浸润。正如汤姆-霍兰所证明的，我们的道德和伦理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成果。世俗主义、自由主义、科学和同性恋等概念都深深扎根于基督信仰的苗圃中。从巴比伦到披头士，从天使米迦勒到“我也是”（#MeToo）运动，《主宰》讲述了基督教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的故事。
BASIC出版社出版，624页。
当尼采提出这个观点时，人们都把他当作一个疯子而不予理会。自由主义世俗世界继续编造这样的故事：我们只有摆脱了教会的主导地位、并将其迷信和偏执抛诸脑后，现代世界才能够结束奴役、确立人权、经验科学和性自由。
但在过去的50年里，在这个领域里领先的学者们一直在证明尼采是正确的。
康奈尔大学的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表明，普遍性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不是由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提出的，而是由12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提出的，其依据是创世记所说每个人都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凯尔·哈珀（Kyle Harper）指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柄，因此性行为必须完全出于自愿，这是一个通过基督信仰进入世界的惊人新概念。历史学家们（和霍兰一样）讲述了罗马最后一位异教皇帝朱利安是如何在汹涌澎湃、不断发展的基督信仰面前试图恢复异教的。但异教鄙视穷人和弱者，而基督徒却为病人、孤儿、穷人和被遗弃的婴儿倾囊相助。结果，大众转向了基督信仰。这种对有需要之人的博爱是基督信仰所特有的。
其他学者（和霍兰一样）表明，现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这个物质世界是真实、有规律的，而不是一种幻觉（如东方信仰所认为的），基督信仰认为是一个有位格和思想的神创造了一个实体的世界。
谈到奴隶制问题，教会历史上的记录好坏参半。许多欧洲人以其基督信仰的优越性为理由进行征服和殖民，大部分教会也成了奴隶贸易的同谋。然而，霍兰指出了几个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的事实。第一，当时奴隶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现实。那么，认为奴隶制错误的想法源自何处？它起源于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等基督徒读到圣经中关于上帝形象的内容而提出的信念。其次，虽然解放和废除来得太慢，但它是由贵格会等基督教团体带头的。
不过，霍兰想表明，即使人们试图歪曲基督教，把它作为虐待和剥削的权力保证，它也有一种力量在里面，反作用于压迫者：
一次又一次，无论是撞开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的运河，还是在马萨诸塞河口定居，或者深入德兰士瓦，使欧洲人相信自己比他们所征服的人更优越的信心都来自基督教。然而，基督教却一再地……为被殖民者和被征服者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持。这种悖论非常深刻。没有其他征服者在为自己开辟帝国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在殖民官员的命令下被折磨致死之人的仆人去做的。也没有其他征服者……为被征服的人民安置了......权力的基础，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征服权成了一个问题。（504页）
霍兰的书中还有太多其他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在此就不一一转述了。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了解到，盼望这一理念——相信历史进步会走向更大的正义与和平——也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信念。事实上，在其他文化中不为人知的政教分立思想本身，都不是世俗世界强加给教会的概念，而是最初由奥古斯丁提出的。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基督信仰在文化上如此灵活，不应当详细规定人们必须如何：如何穿衣、如何吃饭、如何生活、如何工作。霍兰甚至认为“我也是”（#MeToo）运动是对最初基督教性革命的重述，要求男性不应当持有性别双重标准。
只有在最后，而且只是简短地，霍兰才提出了一个悬在整本书之上的问题。如果这些人文价值真的都源自基督信仰，那么在一个放弃信仰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霍兰是这样说的：
如果世俗人文主义并非来自理性和科学，而是来自于基督教独特的演变过程（在欧美越来越多的人看来，这个过程已经让上帝死了），那么这些价值观怎会只是一具尸体的阴影？如果人文主义的道德基础不是一个神话，它是什么？（540页）
霍兰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这不是在问个别世俗主义者是不是有高尚的道德和对他人的无私奉献。他们当然可以有。他是在问，就整体而言，整个社会在放弃了作为价值观基础、能够解释整个世界的信仰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对所提出价值观的承诺。
有些人——比如《过分的无神论》（Atheist Overreach）中的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以及写下《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和《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都在怀疑这些价值观是否能够随着基督信仰的衰弱而持续下去。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放弃对神的信仰时，我们还能保持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承诺吗？无神论者乔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labba）在评论泰勒时，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少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安：
对美德的坚守有时需要舍己。而舍己需要一些超验的理由或动机，其中最常见的，也许也是最符合逻辑的，就是相信神的存在。或者说，泰勒小心翼翼地论证道：由于现代自由包含了对超越性的拒绝，现代美德完全是偶然的。没有神，我们能长久地做好事吗？泰勒的怀疑令人生畏。这也是我不舒服的原因：我怀疑我最珍视的理想根本上不充分，这种怀疑有力而有理，尽管表达得很委婉和很有诱惑力。我承认，除了带着这种怀疑生活之外，我别无选择，也许是永久性的。
汤姆·霍兰在每一章都戳穿了关于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常见迷思（myth）。他绝不是让教会为其无数的失败脱罪。他也不会让世俗主义者生活在幻想中，认定自己的价值观不言而喻、是理性和科学调查的结果。
如果双方都能允许自己受到霍兰的责备，那么未来的对话就会更有成效，也更能与现实挂钩。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Nietzsche Was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