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危机重重。”詹姆斯·戴维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新作《民主与团结：美国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America's Political Crisis）中开篇便直指问题核心。这样的判断，恐怕很少有读者会提出异议。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基督徒重新发掘了政治神学。从天主教整合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再到基督教国族主义，各种勾勒政治未来的新方案可谓是层出不穷。然而杭特认为，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审视当下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政治层面，而是文化层面。
左右两派都声称，只要有“政治意愿和明智的公共政策”，就能修复困境中的民主。但杭特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问题实则更为深层：“我们已经失去了化解分歧所需的文化资源。”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社会的病症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我们所处的时刻也比认识到的更为紧迫。
自由民主还有未来吗？也许没有。但如果还存有一线希望，那就在于修复和重建我们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条道路上。
《民主与团结：美国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
詹姆斯·戴维森·杭特 著
三十年前首次提出“文化战争”（culture wars）概念的詹姆斯·戴维森·杭特在这本新书中告诉我们，那些历史上维系国家团结的源泉如今已经基本消散。虽然日益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是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表征，但真正的问题并非两极分化本身，而是我们缺乏化解分歧所需的文化资源。
如今，填补这一空白的破坏性逻辑只会让弥合差异变得更加困难。归根结底，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统一。如果无法自然形成这种统一，那么有人就会以强制的方式施加统一。
耶鲁大学出版社，504 页。
正如书名所示，杭特从“团结”的角度剖析了现代民主的困境。我们通常认为团结就是人与人之间愿意走到一起。但杭特指出，“团结......关乎的是让人们能够走到一起的文化前提和规范基础”。他不是在说美国人不想团结，而是在指出我们已经失去了让团结成为可能的文化资源。
詹姆斯·戴维森·杭特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自 1983 年起，他一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并于 1995 年在该校创立了文化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与他的导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一样，他对道德秩序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他 1991 年的著作《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使这一概念深入美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他 2010年的作品《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则是继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之后，对基督教文化参与最具启发性的分析。《民主与团结》将他一贯强调的“文化深层结构”视角应用于我们日渐衰败的政治生态系统。
美国的座右铭是"e pluribus unum"（多元中的统一）。在“统一”之中能容纳多少“多元”？“统一”的边界又如何制约“多元”？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国家历史中反复出现，而我们化解这些问题的能力也造就了美国民主的韧性。但是，支撑我们合作能力的文化框架正在瓦解。杭特写道：
长期以来，支撑美国（以及欧洲）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瓦解。使其得以存在的文化源泉，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已经消散，而几十年来所有重构和复兴这些文化源泉的努力......都已失败。（49 页）
美国基督徒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过分关注表面层面的文化战争议题。杭特的分析带领我们深入探究，让我们看到意义框架的侵蚀。曾经，我们在知识、目标和伦理问题上有着“背景共识”。失去这些共同理念，才是我们政治两极分化背后的真实故事。
我们可以通过五个基本变化来概括杭特对美国民主衰败的叙述：
第一、始于“混合启蒙”
“混合启蒙”是杭特对孕育美国民主的独特思想组合的称呼。英国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自然法传统、希腊和罗马共和主义、新教加尔文主义以及清教徒千禧年主义，这些思想在“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演进的融合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这些理念成为我们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也是我们文化团结的基础。
第二、“混合启蒙”为我们提供了“化解”分歧的框架
杭特借用精神病学领域的“化解”（working through）概念，来描述“文化在历史和社会学层面化解矛盾的动态过程”。例如，美国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之上。但在实践中，我们从未完全实现这一愿景。我们的国家历史，就是我们试图“化解”这一矛盾以实现团结的故事。
第三、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文化逻辑发生了改变
在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分歧中，美国人一直共享着一种“文化逻辑”，这使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差异并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但是，植根于混合启蒙理念的自由民主文化逻辑，逐渐被虚无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取代：
批评和指责变得极端化。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被淡化......每个群体都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对立起来，最终导致了共同生活的崩溃。（335 页）
第四、由此导致我们的文化深层结构遭到侵蚀
我们社会表层的功能失调仅仅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深层结构”的断裂：我们对形而上学（何为真实）、认识论（如何认知）、人类学（何为人）、伦理学（人应如何行动）以及目的论（一切意味着什么）的基本假设都出现了分歧。杭特写道：“美国的公共生活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用语上，还体现在对何为真实、如何认知真实、何为正义、国家的本质及其应有样态等基本前提上。”（324 页）
第五、我们已经精疲力竭
晚期的民主遭遇了“重大解体”；我们正面临着社会性的精疲力竭。那些曾经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混合启蒙理念已经失去了其力量。我们用于化解分歧的文化资源已经枯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已放弃通过说服或妥协来追求团结。这种解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杭特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带领读者梳理这段历史。但最终结果是“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础设施被削弱了”。（292 页）
对杭特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当下。他对当前状况的讨论，对有耐心的读者来说最有价值。杭特看到了我们都能看到的现象：政治两极分化、身份政治、左右两派的威权主义倾向、鼓励愤怒情绪的媒体环境、充斥着愤怒和受害者心态的公共文化。正如人们对杭特早期作品的预期那样，这本书并不提供直接的实践方案。但如果你一直跟随他的论述，他希望你能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现实。
这似乎就是杭特的目标。正如本书副标题所示，他希望我们关注美国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在不低估法律和公共政策重要性的同时，杭特希望提高我们对公共文化健康（或不健康）状况的关注度。
深思熟虑的基督徒不应被文化战争裹挟其中，现在我们有机会重建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但只有当我们拒绝虚无主义的逻辑，拥抱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投身于这项工作。
杭特的希望——在最后一章后的结语中简要提到——是期待“自由民主内部的范式转移”，从而带来自由主义的复兴。我更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我们的未来将朝着后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即使在我不认同他解决方案的地方，我也被他对问题的分析所触动。
《民主与团结》对我们文化断裂的尖锐剖析既令人警醒，又富有见地和趣味性。这将是一本我们会争论多年的著作。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 Can’t Build Political Solidarity from Cultural Rub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