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D. A. Carson）撰写或编辑了五十多部圣经逐卷注释、释经学著作和神学研究著作。在这本《尼布尔文化观再思》（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中，他对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一书做出了批评。尼布尔在他的经典之作中列出了基督教对待文化的五种范式或传统。卡森提出了一种更全面的方法。（本文所引页码均出自英文版——译注）
《尼布尔文化观再思》的前两章摘自在法国塞纳河畔沃（Vaux sur Seine）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第三章采用问答形式，对之前的基础性章节进行了扩展或澄清。卡森批评了把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简化为在五种圣经-教义-历史组合中进行选择的观点，即： 基督反对文化、基督属于文化、基督高于文化、基督与文化貌合神离，以及基督改变文化。卡森认为，尼布尔的问题首先在于定义：他提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即“基督”与所有其他“与基督相离的权威”。但基督不能与文化分离，这种情况在认为基督能够转化文化的那一极观点中最为明显。卡森说：“如果我们不承认……尼布尔假设的两极分离……那么他优雅的讨论……就会变得不连贯。”（12页）。其次，并非所有组合都是真正基督教的观念，例如尼布尔所说的第二种类型，即“基督属于文化”，其实是一种曾经有影响力但现在已显明不是基督教的文化论点。再者，虽然他排除了那些自称是基督教但拥有自己特殊启示的团体（如摩门教），但却包括了诺斯替派和自由派基督教。卡森指出，诺斯替主义从来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自由派也不是。既然两者都不能说是合乎圣经的基督信仰，那么他们所主张的第二类（“基督属于文化”）就不是基督教的文化观（ 10, 16-19, 33-35 页）。第三，卡森指出尼布尔的解经不够全面。例如，尼布尔用约翰福音来支持他所主张的“转化”，认为“转化”是全方位的，却忽视了福音的转化有其特别之处（36-39 页）。第四，尼布尔认为圣经正典中包含的神学彼此冲突，但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以认同圣经的方式读圣经能够得出圣经前后一致的结论（40-43 页）。第五，尼布尔用历史中的人物作为每一种文化观的代表，但这些人物往往也可以归入另一种类型。他对历史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缺乏说服力（39-49 页、61 页）。卡森不接受尼布尔（隐藏）的相对主义，否认了这些类型的单独成立。这些类型是整个真理的不同面向：“是否有可能，合并这些模式有时会比采用任何一种最纯粹的模式更忠于圣经的启示？”（40 和 60 页）。卡森认为，圣经中并没有持续呈现某一种的文化观类型。虽然他没有具体这么说，但他很可能认为基要主义所持有的基督反对文化这一观点错误地反映了圣经见证的完整性，就像路德宗所持有的基督与文化貌合神离一样。基督教对文化的回应必须遵循的不是某种单一类型，而是圣经神学及其“伟大的转折点”。
第三章最后用 15 页的篇幅回应了史密斯（J. K. A. Smith）对卡森另一本《与新兴教会对话》（Becoming Conversant with the Emerging Church）一书的批评。这一部分展示了基督徒参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卡森重申了他对软性后现代主义（soft postmodernism）或透视主义（perspectivalism）的赞赏，这种后现代主义或透视主义带来了对真理正确理解的可能性。卡森的论证在某些地方是谨慎又慷慨的，他在这几页的开头说：“那些对认识论、后现代主义及其对信仰的批评不感兴趣的人可以放心地跳到下一章。”（99 页）。不过，他的论述足够尖锐，难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四章讨论了世俗主义、民主、自由和权力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第五章是对教会与政府关系的综述，首先是对术语的仔细定义。正如卡森在后面指出的，“关于教会和政府关系的讨论是关于基督和文化这一更全面辩论的子集”（145 页）。这两章表明，文化分析远不止于选择一个尼布尔类型。但简化主义也有可能出现在一套重新划分的类型中： 卡森批评了克雷格·卡特（Craig Carter）在《反思基督与文化》（Rethinking Christ and Culture, 2007）一书中对尼布尔类型的修正，认为它是以和平主义为单一轴心的（218-22 页）。最后，第六章对本书进行了总结。
《尼布尔文化观再思》并不是一部全面的论述著作。圣经神学“倾向于保护基督徒免受最恶劣的简化主义”（82 页），这样说似乎是对的。作者并没有像史密斯（J. K. A. Smith）在一篇书评中所说的那样，忽略了整个人类活动领域，或把基督教文化活动“限制在教会里”（J. K. A. Smith, "Thinking Biblically about Culture," Perspectives: A Journal of Reformed Thought [2009 年 2 月 ]）。卡森关注的是圣经中“堕落”后而非“创造”范畴中的社会结构（48、82 和 218 页）。然而，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利用圣经中的重大转折点来指导特定文化领域中的忠心基督徒。卡森引用了阿尔伯特·沃尔特斯（Albert Wolters）的《创造得恢复》（Creation Regained）一书，利用创造、堕落和救赎这三个转折点勾勒出一个诊断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一个创造结构，比如婚姻，可能向堕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救赎的方向发展。基督徒的任务是辨别某种状态是反映创造之善，还是救赎之果，抑或堕落的样式。卡森的建议还可以继续发展。
卡森对后现代主义、世俗性、自由等的分析超越了圣经神学的范畴，借鉴了系统神学。我注意到他使用了系统神学中的人论（64 页）、启示论（86 页）、认识论（99-114 页）、罪论（60 页）、救恩论（55 页）、末世论（53-54 页）、普遍恩典（61 页）等教义，还对不同宗教有所论述（11-12 页）。当卡森撰写政治学和认识论分析时，他也是从对圣经和神学的特定理解出发的，所做的与自保罗在亚略·巴古（徒 17 章）以来基督徒将其信仰与世界联系起来所做的工作一致。广义地来说，任何将基督教与文化相联系的主张都是在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系统-历史-语言学框架里连贯一致的。当人们拿起卡森、克雷格·卡特、斯蒂芬·朗（D. Stephen Long，参阅上期《神学与文化》中对朗的评论），或任何福音派、主流派、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建议时，应该寻找支持这些建议的教义承诺。对基督与文化的反思并非中立，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思想流派的，而是产生于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矩阵，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所处地点和时间的影响，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轻易否定。卡森在本书中的重要主张是，基督徒决不能接受相对主义或简化主义，而应首先转向圣经，以寻求真正的基督徒对文化的回应。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神学期刊：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