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Zoom上和其他记者与学者一同进行了一次研讨，旨在讨论美国社会日益两极化的问题。有一次，一个人说：“如果我想发明一个公共平台，目的是破坏公民对话并导致社会分裂，我不能比创建推特（Twitter）的那位做得更好。”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记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了解了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后，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我相信他们是对的。但我也不认为社交媒体会因此消失，因为它们也带来巨大的好处。它们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里。所以基督徒不能忽视社交媒体，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始了解社交媒体。
有一本书对这个目的很有帮助，那就是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贝尔（Chris Bail）的这本《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如何让我们的平台不那么两极化》（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这不是一本属灵书籍——它是一部社会科学著作，但是它所论述的发现对基督徒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和消费社交媒体有重要意义。而且，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许多原则都与基督教伦理一致。
亚马逊网站对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说的：
在这个日益孤立的时代，像脸书（Facebook）和推特这样的平台是我们了解彼此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把社交媒体当作一面镜子来解读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但正如克里斯·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它的功能更像是一面棱镜：它扭曲了我们的身份，赋予了追求地位的极端分子权力，并使温和派几乎不可见。《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挑战了关于回音室（echo chambers,）、外国错误信息主张和激进算法的常见神话，揭示了政治部落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在我们内心深处。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为加强我们的社交媒体联系提供了数据驱动的建议，展示了如何在不退出社交网络的前提下向在线两极化发出反击。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40页。
下面是我认为基督徒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东西。
贝尔从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问题入手，探讨社交媒体如何促成了这一现象。常见的答案是：算法使我们处于回声室或气泡中，我们只听到来自自己这方的新闻和意见，这就促成了分裂和极端主义。但贝尔指出，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每天接触反对的政治和文化观点（而不仅仅是这些观点的粗鲁或尖刻版本）只会让人们的观点更加坚定，甚至更加极端。经常听取相反意见的人并不会因此调整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平衡或温和，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他们策划自我的地方。因此，他们会把反对意见视为对他们身份的攻击（31页）。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解释说，“我们通过观察其他人对我们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自己所做出的反应来发展我们的自我概念”（49页）。库利认为，人类并不那么需要自我形象，相反，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身份主要来自外部的眼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东西和外界的声音对我们的评价。
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与《圣经》中的教导有一些真正的相似之处，即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被造是为了反映神的形象。就像镜子不能产生光线，只能反射光线一样，我们也需要外界的验证，我们不能验证自己。
过去，大多数人的身份认知来自他们对神、对家庭、对邻里和对国家的服务是否良好。身份的形成是通过（1）发现我们的家庭和邻居对我们的期望，（2）得到关于我们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反馈，以及（3）根据这些期望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我们面对面相交的共同体定期得到确认和肯定。
但在我们现在不断搬迁、个人主义、主张“治愈”和技术驱动的文化中，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面对面的共同体。同时因为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上帝和信仰不再作为身份认同的手段。我们的关系变得单薄，我们的身份也更加脆弱。尽管现代治愈文化告诉我们要向内看，自己创造自己的身份，自己验证自己，但许多领先的思想家（主要是查尔斯·泰勒）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不可简化的关系型生命。
那么，社交孤立、自我形象脆弱的人如何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肯定？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控制自我展示的环境（你不必每天与人面对面地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获得这种展示的回馈（51页），然后不断校准和策划我们的身份，以便从我们选择的（和尽可能大的）的共同体获得肯定。
所以社交媒体主要不是为了在公共领域讨论某个想法。这些想法不过是定义自己和发出属于某个群体信号的方式罢了，也是通过把他人与你所反对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且给他们分配身份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社交媒体完善了恶意解读的艺术之原因，社交媒体给我们空间以最不道德的方式解释一个人的话——没有努力去理解其论点的最佳形式，也无意对其作出回应。相反，社交媒体的目的就是把思想者与可耻的、与自己对立的“外围群体”联系起来。
当然，这绝不是社交媒体上进行讨论的唯一方式，但我相信贝尔是对的，这些是最常形成对话的动力。社交媒体的公开讨论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在一种已经破坏了原本可以完成这些功能的旧有方式的文化中，实现身份形成、地位寻求和社会联系（53页）。
贝尔从中观察到两个实际结果。
社会媒体推动了极端主义，并使温和派的声音几不可闻。它们放大并加强了左右两极政治与文化的声音，而扼杀了中间派的声音。
一、社交媒体推动极端主义
贝尔客观地定义了“极端派”和“温和派”。社会学家对美国民众的政治和文化观点有一个相当好的了解。因此，当贝尔说到有“极端”观点的人时，他看的是数字，他指的是持有保守派或自由派最极端观点的那5-10%的人。
贝尔指出，6%的推特用户制造了整体推文数量的20%和所有论及国家与政治推文的70%——而这6%的人主要来自极端派（76页）。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然而，具有启发性的是贝尔对这么多在互联网上采取喧嚣和极端立场的人所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
首先，研究表明，那些采取极端立场的人具有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n）所说的“被宠坏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极端主义者“往往在他们的线下生活中缺乏地位”，并经历过边缘化（56也）。
第二，他们在网上的形象往往与他们在线下生活中的个性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在线上他们更有攻击性（56页）。
第三，他们通常强烈反对别人认定他们为极端主义者（尽管他们在5%-10%的比例中）。当然，这可以理解——被视为一个广泛光谱末端的一小撮人或边缘的一部分，令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太多信任。所以他们会夸大自己的人数，同时也夸大对立极端的力量和人数。这就消除了光谱的形象，以两支军队的形象取而代之，中间剩下的是一小部分没有加入任何一方的懦夫。为了加强这种形象，极端派更喜欢攻击自己这一方的温和派。通过攻击温和派是无原则的妥协者或另一方的隐秘成员，他们可以给人建立这样的印象：他们要捍卫的文化不是一个光谱，而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他们自己是将来的主流得胜者，借此他们再社交网络上获得权力（64-65页）。
这样，社交媒体就帮助极端派创造了一个被严重扭曲的社会画面，以此来策划一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不同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贝尔把社交媒体称为“棱镜”——一种扭曲我们对个人和社会看法的东西。
二、社交媒体让温和派失声
温和派被定义为和大多数人持有相似政治和文化观点的人。除了推动极端主义，社交媒体还使温和派在公共领域里失声。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由于温和派往往是具有更强线下身份的人——他们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可能拥有更多面对面的共同体——他们的互联网生活有可能令他们的真实生活遭到消弱。极端派只能在网上获得地位和归属感，而温和派则（正确地）担心说出一些会激怒他人并危及其事业或关系的话语因而保持沉默。因此，社交网络一方面让极端派脆弱的身份得到大量的掩护，另一方面给温和派的身份带去了威胁。
其次，由于社交媒体是一个扭曲的棱镜，温和派往往得到从中的印象是：中间派正在消失，所以说话也没有用。贝尔认为，虽然“虚假极化”（即“高估自己与其他政党的人之间意识形态差异与人数的倾向”，75页）大大增加，但政治观点的分布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从统计上看，政治温和派（或混合了 “自由派”和“保守派”观点的人）并没有萎缩。
第三，正如我们所见，温和派经常受到巨大的恶意攻击。极端分子需要这样做，以创造支持他们所选身份的政治现实形象。温和派发现他们的观点要么被恶意解读（以最糟糕的方式解读温和派的立场），要么因为被赋予一个他们不承认或不拥有的社会立场或身份而受到攻击。例如，“你其实只是……（你可以替换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或‘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或“作为X，你无权对Y说话或谈论Y。”
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学的。首先，由于社交媒体助长了极端主义，使温和派失声，它们成为创造身份的地方，而不是交流思想的地方。第二，因为网上的极端主义扭曲了社会现实（它是极端的），而且网上的角色往往与个人现实相脱离，“社交媒体的棱镜不可避免地扭曲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它创造了一种自我价值的妄想形式”（66页）。
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因为社交媒体将自己作为新的公共广场——这取代了字面意义上的公共广场集会、市政会议、报纸和印刷出版，成为当代思想交流和辩论的场所。不仅如此，记者和学者们也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大量的代表者。因此，连最强大的文化守门人都认为社交媒体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尽管研究（和许多人的直觉）显示了它们正在歪曲这些东西。
应该怎么做呢？在他的最后两章中，贝尔谨慎地回应说，简单地认为社交媒体会崩溃，且会有更健康的东西取代它们，这样想是不现实的。他表明，那些发誓不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最终还是会回到社交媒体上。
相反，他提出了非常实验性的想法，即如何创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使人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真正地就观点本身进行辩论，而不是设计自己的身份（见第九章，“更好的社交媒体”）。他的想法有很多优点，我们应该支持他和其他试图创造这样一个空间的人。基本任务是这样的：创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喜欢”的计数器由另一种计数方式取代，这种计数方式奖励那些承认双方共有价值观、并以对手也认可的方式陈述对方立场的帖子（129）。这样一个平台将奖励和提升双方都认为公平和有理的帖子。
这样的一些建议对基督徒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可以辩论和讨论宗教、文化和政治观点的空间，同时避免当前社交媒体带来的歪曲？看起来我们可以。
在第八章中，贝尔提出了几个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在社交媒体中能够带来说服，而不是两极化。我确定这五个原则在《圣经》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我只能顺便指出。它们是：
第一，长时间认真倾听。
见雅各书1:19：“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不要想着马上就回复，而是跟随并倾听一段时间。尽量看到别人观点的最佳之处，这样你就能从他们所说的内容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使用他们自己的词汇和权威。
见使徒行传17:23和28节。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对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演讲中，他引用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和阿拉托斯（Aratus）。在约翰福音1:1中，福音书的作者也使用了希腊哲学术语“逻各斯”（和合本翻译为“道”）。
第三，在你批评他们的同时，同意他们世界观里面的东西。
见使徒行传17:29与哥林多前书1:22-24。“使用建立在你试图说服之人的世界观里和你产生共鸣的论据”（110页）。与其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如说“你相信这个。很好！但为什么你不相信那个呢？那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注意保罗在使徒行传17:29中是如何做的，他争辩说（经过改写）：“如果像你们自己的哲学家说的那样，上帝创造了我们，他怎么可能像我们创造和敬拜的偶像那样？”也请看他是如何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介绍福音的：识别并肯定他们的文化目标，挑战他们看到自己正在偶像崇拜式地追求这些目标，然后重新引导他们在基督里实现他们最深的文化愿望。
第四，愿意进行自我批评。
见马太福音3:2：“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说的。不要为你或你的政党或部落的一切言论或行为辩护，不要死在每一个山头上。
第五，放下你的想法和身份之间的联系。
见提摩太后书2:24-26。不要把你的观点变成你的身份，以至于任何不同意见都觉得是对你本人的攻击。在这里，我担心我们更多地在看到基督徒“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12:2），让社交媒体的棱镜铸就他们的身份。
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一种表现——它是因上帝不变之爱的而白白赐下的，基于基督完美工作这一救恩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林前4:3-4）
看看保罗是如何不因别人对他的看法而感到愤怒或泄气的。因为这不是基于他的自我评估，耶稣代替保罗接受了审判，现在他可以知道神在基督里接受了他（见罗马书全书）。
保罗（也包括耶稣）可以对对手说得很尖锐，但这绝不是出于愤怒或失落，或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然而，基督徒经常被吸进社交媒体形成的部落，让棱镜给他们分配一个扭曲的身份。但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拥有深刻的安全身份和自我价值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对对手温和或尖锐地说话——不是基于我们的愤怒或受到多大的冒犯，而是基于他们对真理的需要。
我不相信基督徒可以暂时逃避社交媒体。耶稣说，当基督徒因其不寻常的爱而受到关注时，世界就会知道他是从父那里来的（约翰福音17章；约翰一书），但我们离因为社交媒体中的爱而与世上其他人完全不同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基督徒在互联网上以他们的爱而闻名？他们是否可以参与重建新的公共对话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自信地展示我们的信仰，同时仔细而谦卑地倾听我们的批评者？
是的，我们可以。但我们会吗？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生活（Life in the Gospel）季刊，福音联盟英文网站蒙允转载：Can Social Media Foster Persuasion (Not Polar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