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基督教会，尤其是西方教会的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权威性角色。
圣经是上帝所启示、默示的，书面的圣道。圣经的权威性来自于圣经的神圣作者——上帝的权威。圣经的无误性一直是西方教会的核心教义，至少在十九世纪之前如此，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徒一直认为圣经的无误性是教会的教义。
“首先，你们要知道，圣经能使所有其它书籍中的智慧都变为愚拙，因为除了这部书之外，其它所有书籍都无法给出关于永恒生命的教导。”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 年）这样写道。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毫无错谬地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救（Sola fide）以及我们该如何生活。因此，圣经正典是信仰和实践的完备“准则”。圣经也是“准则中的准则”（norma normans），凌驾于所有人的观点、信条、传统和自然哲学或“学科”之上。圣经不受其中任何东西的“规范”。
上帝是圣经的神圣作者。圣经的权威源自上帝的权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圣经的人类作者使用了他们的天赋，接受圣灵的启示：“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1）
马丁·路德写道：“整本圣经都在谈论基督。”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圣经的核心焦点。耶稣基督赋予圣经权威性。祂告诉门徒要查考圣经，在圣经中他们可以找到永生，并且圣经为祂作见证（约 5:39）。祂在面对魔鬼的试探时引用了圣经（太 4:1-11）。祂教导了圣经的真实性，“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 5:18）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 354-431 年）在阐明圣经是上帝“真实”无误的启示性圣道之书面记录这一教会核心教义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他的时代，曾有批评者对“福音书”中所谓的不一致提出质疑。作为回应，奥古斯丁撰写了《福音书的一致性》（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s，中文名暂译），就如何解决所谓的差异提供了指导。
马丁·路德表示，他追随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将自己的信心唯独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我效仿圣奥古斯丁，他是第一个几乎也是唯一一个拒绝沉溺于所有教父和圣贤书籍，而只想服从于圣经的人。”路德赞许地引用了圣奥古斯丁为圣经的真实性辩护的一封信：
在我看来，一旦我们相信这些圣书中存在任何错误，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相信将圣经传给我们并将这些文字付诸笔墨之人的确在这些书中写下了有任何错谬的话，那么最灾难性的后果一定会随之而来。你一旦承认在如此崇高的权威中存在一个虚假的陈述，那么这些书卷中的任何一句话也就都站立不住了，如果任何人觉得任何一句话在实践中很困难或觉得它难以置信，就会故意以同样致命的规则将它解释为作者所作的一个不真陈述。
在给摩尼教徒浮士德（Faustus the Manichean）的一封信中，圣奥古斯丁提出了基督徒在遇到所谓的圣经中的错误时应该怎么做：
我恭敬地向您坦诚，我已经学会唯独对圣经正典致以这样的尊重和敬意：我坚信只有这些书卷的作者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如果在这些著作中，有任何在我看来与真理相悖的内容让我感到困惑，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要么是文本有问题，要么是译者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要么是我自己没有理解它的意思。
奥古斯丁的指导原则成为“圣经鉴别中的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确立了圣经原著正确无误。
1521 年，在沃木斯议会（Diet of Worms）上，马丁·路德表明了他所持有的圣经具有权威性（唯独圣经）的立场。他直接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
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明确的理由说服（因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本身，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并自相矛盾），否则我将受到我所引用之经文的约束，我的良心被上帝的话语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愿上帝帮助我，阿们。
路德相信圣经的充足性，相信“无误的经文”应该能够解释“无误的经文”。
另一位宗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年）也肯定了“唯独圣经”和圣经的无误性。他表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语，但基督徒要在圣灵的内在见证下才能确信这一点。加尔文指出，圣灵使我们能够理解圣经。加尔文敦促牧师们把讲道的重点放在上帝的话语上。毕竟，它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4:12）。宗教改革家威廉·丁道尔（1494-1536 年）在向英国秘密传送圣经英译本时也引用了《希伯来书》 4 章 12 节。
不仅宗教改革者赞同圣奥古斯丁关于圣经“真实性”的教导，当代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也经常这样做。当罗马天主教人文主义者、希腊新约圣经的（1516 年）编纂者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 年）提出马太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用一个名字代替了另一个名字（用以赛亚代替耶利米）时，罗马天主教的约翰·迈尔·冯·埃克（Johann Maier von Eck）温和地斥责了他：“听着，亲爱的伊拉斯谟：你认为会有基督徒耐心地忍受别人告诉他福音书的作者犯了错误吗？”埃克随后提到了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如果在这点上圣经的权威性不稳固的话，那么其它经文还能脱离没有错误的嫌疑吗？这是圣奥古斯丁从一连串优美的推理中得出的结论。”在埃克看来，哪怕是一个字错了，也构成了错误，也就颠覆了圣经的权威。
在特伦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 年）上，罗马天主教会确定了自己的教义和惯例。大公会议规定，圣经和传统是同等重要的启示来源。大公会议还规定耶柔米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Jerome’s Latin Vulgate）是“正宗”的圣经译本。
1588 年，“罗马天主教”西班牙舰队率军入侵英格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英国圣公会教授威廉·惠特克（William Whitaker，1547-1595 年）出版了《关于圣经的争论》（Disputations on Scripture，中文名暂译）。在这本书中，他针对红衣主教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 年）所捍卫的圣经权威性的论点提出了批判。1) 贝拉明声称，我们必须在圣经之外加上“传统”，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救恩是什么，而惠特克则回答说，圣经“足以”为我们提供关于“信仰与实践”的所有知识。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传统”。2) 贝拉明声称圣耶柔米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是“正宗”的圣经译本，而惠特克则回答说，圣经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文”才是无误的。
马丁·路德早些时候曾提出，许多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因为不懂希腊语而曲解了基督教信仰。他为近代希腊语的恢复而感恩。1394-1395 年，拜占庭的曼努埃尔·克里索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开始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重新教授希腊语的知识。
路德写道：
......尝试通过阅读教父们的解读以及他们所写的大量书籍和注释书来了解经文的含义是一项愚蠢的举动。相反，这些人应该潜心研究语言。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语言，所以亲爱的教父们有时会用许多词句来赘述一段经文，但却几乎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因为阅读所有教父的评论与学习原文相比，就像影子与阳光一样。从那时起，基督徒就把圣经作为他们唯一的书籍。
惠特克继续他的批评：3) 贝拉明认为拉丁文武加大版的圣经是无误的，而惠特克却反驳道：
拉丁文武加大版圣经毫无疑问、显而易见是最败坏的。我所说的不是不小心、轻微或普通的错误，如因为抄士的粗心大意而在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我所说的是深深扎根于文本本身的错误，是重要、不可容忍的错误。因此，这就是反对这个版本权威性的最有力的论据。
相比之下，圣经的原文是没有错误的：
他们（圣经作者）受圣灵感动而写作，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 1 章 21 节告诉我们的。所有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 章 16 节明确写道。因为没有人会说圣灵有任何缺陷，那么圣书的作者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受到欺骗或犯错。因此，在这里，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地拒绝任何声称在经文中发现任何了错谬的说法。因为，无论伊拉斯谟怎么想，奥古斯丁对耶柔米的回答都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我们接受经文中有任何错误，哪怕是最小错误的说法，那么圣经的全部权威都会立即失效和毁于一旦。”
“詹姆士王圣经译本”（King James Bible，1611 年）的译者赞赏惠特克关于圣经权威的教导。同样，许多新教神学家也赞同他对圣经无误性的阐述。欧洲基督徒通常将圣经视为他们理解信仰和实践以及世俗事务的权威。
17 世纪，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手中的圣经文本是无误的。然而，一些学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追求“圣经鉴别”（Critica Sacra），试图从尚存文献中重建圣经“原始”文本。被誉为“圣经鉴别之父”的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在其《旧约圣经的历史批评》（Histoire du Vieux Testament ，1678 年）中描述了后一种立场：
我们不能怀疑圣经中所包含的真理是无误的并且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因为它们直接来自于上帝，上帝使用了人作为祂的阐释者……但是，因为圣书和其它书籍一样都是经过人而流传的，而最早的原著（les premiers Originaux）已经遗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抄本发生了一些变化并非不可能，这既是因为时间的流逝，也是出于抄写时的疏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圣奥古斯丁建议那些希望研究圣经的人首先要对圣经文本进行鉴别（Criticism of the Bible），并纠正抄本中的错误（fautes）。（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第 2 册）
在描述了“低等圣经鉴别”之后，西蒙接着倡导了后来被称为“高等圣经鉴别”（higher biblical criticism）的观点。他否认摩西写了“摩西五经”的全部内容。他指出，受启发的“公共文士”在摩西五经中插入了非摩西所写的段落。他声称自己的观点回应了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在其极具争议的著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670 年）中对圣经权威性提出的批评。政府下令烧毁了西蒙的 1300 本著作。
在所谓的“启蒙运动”（1680-1799 年）期间，反驳传统的圣经权威观的各种形式圣经鉴别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深深扎根。
尽管 18 世纪英国神学家对圣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正统的圣经权威观在 19 世纪上半叶仍然是英国新教基督徒的“主流观点”。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圣经无误性的激烈批评者，他在遗作《一个求知灵魂的自白》（Letters of an Enquiring Spirit，1841 年）中发表了一份怀疑论者的报告，大意如此：
我经常参加英国和国外的圣经协会的会议，在那里我听到了各个宗派的演讲……但我听到的仍然是相同的教义——对待圣经不能像看待或用理性理解其它好书那样同样的方式，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要论点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即圣经自始至终都是由全知全能神所听写的（dictated），因此它的所有部分都是无可争议的真实并且具有强制性，虽然那些不同的书卷或章节前缀以不同的人名，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位作者手中不同的笔而已，而那些文字则是上帝的话语。
然而，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1834-1892 年）和利物浦的主教 J.C. 赖尔（J.C. Ryle，1816-1900 年）对许多英国人放弃圣经具有权威性的信心表示遗憾。这些人受到了柯律芝（Coleridge）的圣经鉴别学、否认圣经创造论的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圣经高等鉴别研究等的影响。一些美国报纸也评论了美国人对圣经权威性丧失信心的情况，尤其是在 1880 年到 1900 年之间。1881 年，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霍奇（A.A. Hodge）和沃菲尔德（B.B. Warfield）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启示》（"Inspiration"）。他们再次确认圣经的无误论构成了西方教会的核心传统。
在德国，从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1808-1874 年）到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ph von Harnack，1851-1930 年）的圣经鉴别学家和神学家都否认圣经无误的正统观点。与此相反，1893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在“关于圣经的研究”（"On the Study of the Bible"，Providentissimus Deus ）之通谕中重申了罗马天主教会坚持圣经无误性的立场。教皇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支持他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年）后，许多世俗化的欧洲人不再将圣经视为重要的权威。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是达尔文最热情的一位拥护者，他指出，19 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用自然知识取代了天启的知识。到 20 世纪末，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大学的课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Vatican II，1962-1965 年）上，罗马天主教会放弃了之前所坚持的圣经无误性，表示圣经在信仰和实践上是无误的，但在历史和科学问题上却不一定。在福音派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些神学家将圣经无误性的权威局限于信仰和实践方面，而非历史和科学方面。
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声称，圣经无误的立场是基要主义者新创的教义。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并不认同。他们回应说，圣经的无误性是圣经本身的教导，代表了西方教会传统的核心。与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一样，他们相信圣经不仅是上帝的话语，也是信仰和实践以及历史和科学的准则。他们认同巴刻（J. I. Packer）的观点，即在听完牧师的讲道后，听众应该能够说：“在讲道中我听到了圣经所说的话。”他们认同路德的观点，认为《诗篇》第 1 篇提供了对蒙福生活的理解：那就是默想上帝的律法。他们还认同《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观点，即人生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上帝为乐。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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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Biblical Authority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