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北卡罗来纳州的蒙特利特学院正被各样麻烦缠身。
“学院担负的教育成本已经远超学生们所缴纳的学费。”临时院长约尔·柯克兰是这样告诉阿什维尔市民时代报的。另一方面，学生们也无力承担高额学费，政府给予的补贴正在减少，而学院的运作成本仍在不断攀升。
在2011年，学院的赤字大约是30万美元，这对2000万美元运营预算的学院来说可不是小数目。于是在2012年，学校裁员了29人，但同时期的四年之内，入学的学生数量从757人（2009年）减少到了443人（2013年）。
蒙特利特学院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的本科生入学数量在过去的六年中都在持续下降。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也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过去三十年间物价几乎上涨了400%也成为原因之一。
不像大型院校拥有大量资源或声誉，这种情况让小型私立院校面对的处境尤为艰难。在那些在校生人数少于1000人的、授予学位的院校中，入学数量从2010年到2016年总共下降了5%，在过去的三年间每年平均有十一间私立院校被关闭。
出于对前途的绝望，蒙特利特学院曾经打算与乔治亚州的伯恩大学（Point University）合并。但这一合并并不顺利。首先，这两间基督教大学的神学立场有一定的差异；其次，那些重合的科系需要二次合并；第三，蒙特利特学院的校园很有可能要被关闭。这导致了蒙特利特的教职员工们对学校的董事会提起了不信任动议，同时伯恩大学的董事会也没有通过合并的动议。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蒙特利特学院要被关闭了，而且会很快被关闭。
但这事并没有发生。
今天，蒙特利特学院的入学新生数量已经经历了四年的持续增长，现在拥有538位在校本科生——要知道2014年时只有385位。宿舍已经没有房间了，几十个学生在附近的会议中心住上下铺。在过去的三年间，学校新增了13位全职雇员（还有26位部分时间雇员），包括教授行政员工。学校还完成了20多个翻修和新建工程项目，包括预算270万美元的体育馆。
这些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部分是来自2014年价值600万美元的一笔匿名捐赠，另一部分是来自学校新开设的一个热门专业“数据安全”，这是蒙特利特极具高瞻远瞩的一个决定。
还有一个学校得以复兴的原因，是他们的院长保罗·毛瑞尔（Paul Maurer），他坚持要将学校的方向带回到宣教使命上来。
“我们重新把圣经无误放回到学院的信仰告白中来，这条信仰告白在十多年前被删除了。”毛瑞尔这样说。“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确认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身份，这比我们去找资金要更加重要。”
蒙特利特是一个只有760人的小镇，从一位康乃狄克州公理会牧师计划的会议中心发展而来。这位牧师希望能够建立一系列设施让基督徒们可以一起学习圣经、敬拜神并且休息，也就是建立一个“山间退修营地”。
1907年，这一退修营地被卖给了长老会，后者添加了新的建筑物使其成为一间学校。蒙特利特学院最初是一间女子大学，目的是训练更多的教师。1959年，学校开始招收男生，今天该校的在校学生中51%是男的。
学校的风光非常美丽，对退休的宣教士来说很有吸引力。钟爱华医生（L. Nelson Bell，在华长老会医疗宣教士）在服事中国24年后搬到了蒙特利特居住，他的女儿钟路得（Ruth Bell）在蒙特利特学院完成了最后一年的高中学习（当时蒙特利特学院有整个高中并提供大专学历 ）。
钟路得与葛培理在蒙特利特学院的礼拜堂结的婚， 婚后一直住在蒙特利特，直到大量的游客涌进小镇迫使他们搬到几英里之外的路边。他们的孩子葛福临（Franklin Graham）同样毕业于蒙特利特学院。葛路得担任学院的董事会成员长达九年，并且筹款兴建了钟爱华图书馆。
然而，著名的校友与董事会成员并不能改善学院面临的窘境。
对蒙特利特学院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面对艰难。事实上，学院与艰难常常并肩同行。财务状况总是很紧张，入学新生还是不够多。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上任才两个月的院长宣布辞职，因为他被发现在网上勾引13岁的小女孩。
“我1974年就来这工作了。”英语文学教授金东（Don King）这样说，“我们经历过许多艰难的岁月，但是2014年春天显得特别难熬。”
与伯恩大学的合并谈判失败了，未来是如此的没有希望，以至于董事会甚至在院长丹·斯图伯（Dan Struble）于2013年春季辞职后都没有考虑再聘一个院长。
“眼前死路一条，学校很可能下学期就要倒闭，前景非常暗淡。”毛瑞尔这样写道。
当时一位名叫杰瑞·路易斯（Jerry Lewis）的客座讲师，同时也是附近恩典社区教会（Grace Community Church）的牧师，写电子邮件给一对因为家庭退修而曾经拜访过他教会的夫妇寻求帮助。
“当时我们有计划存钱建一个新的幼儿园和儿童活动空间，所以当这对夫妻要离开蒙特利特的时候，他们曾经告诉过我们他们很乐意帮助。”路易斯回忆说，“因此我就知道他们是有办法的人，因为他们的帮忙对我们的情况来说至关重要。”
同时路易斯“感到主带领他就蒙特利特学院的事”向这对夫妻开口，但是他同时又很很迟疑，因为他担心他的预设前提（“对方很有办法”——译注）不成立，或者对方可能会不支持他的教会。
“我当时与神争论了几个礼拜，然后决定‘我不该与神争辩。’”路易斯这样回忆说。在与校方沟通后，路易斯给那对夫妻写了电子邮件。
他告诉他们，蒙特利特学院正在面临极大的危机，他同时也告诉他们如果蒙特利特学院关门，北卡将没有基督教高等教育协会（CCCU）的成员院校了。他问这对夫妻他们能不能帮忙。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回信了，他们在邮件里说他们刚好有一笔额外的收入、不知道该怎么用。
于是路易斯花了六个礼拜的时间与这对夫妻电子邮件沟通。但随着路易斯越多地了解学校的情况，他就越多地感到忧虑：“如果捐了钱还没用怎么办？”他这样问那对夫妻。即便获得了大笔资金支持，学校会不会仍然逃离不了关门的命运？
“那位妻子当时这样对我说：‘我们给钱并不是要让事情变好’”路易斯回忆道，“她说：‘我们给钱，是因为神要我们给钱。’”
虽然从未踏足蒙特利特校园，那对夫妻慷慨地承诺奉献600万美元给蒙特利特学院。
在备受激励和重燃盼望之后，董事会开始了寻找新校长的过程。
虽然坐拥600万美元的捐款，毛瑞尔当时对蒙特利特学院的前景并不看好。他对基督教高等教育非常熟悉。在被蒙特利特学院看中之前，毛瑞尔已经工作十五年了，他的工作经历包括前后在五间不同的CCCU大学中分别担任筹款负责人、教务主任，以及校长。
因此，毛瑞尔知道对一间大学要问什么样的问题、要看什么样的数据，他知道什么指标意味着好、什么指标意味着不好。
当时在校本科生有300人，研究生400人。而学校要收支相抵，必须有1500个学生才行。
但学校的宿舍却只能承载500人，如果学校要更多地招生，那就要购买更多的土地并建造更多的设施，而这也要花更多的钱。所以如果学校要通过招收更多的学生来缓解财务压力，结果会适得其反。
“我不要朝这个方向走。”在学校的聘任委员会给他打电话时，毛瑞尔这样告诉他们。“我要脱离这个循环，而且要快快地脱离。”
“先吃个午饭吧。”聘任委员会这样答复他。为了与聘任委员会保留合作的可能，毛瑞尔去了，他们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每个董事会成员都面试了他，几天之后他被董事会投票邀请做校长。
“在那个时候，（我的妻子）约伦说，‘我们需要留意这个机会，’”毛瑞尔回忆说，“我们花了几个礼拜考虑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或许神的手在上面。如果这事是出于神，我们怎能说好说歹？”
毛瑞尔花了两年的时间意识到，他要做的并不是彻底复兴学院。
“我总是说复兴、复兴、复兴，”毛瑞尔回忆道。直到一天有一个投资人告诉他，毛瑞尔不应该这样想。
“复兴的意思是说，你想回到过去的某个黄金岁月。”这位投资人这样告诉毛瑞尔。但是蒙特利尔学院没有任何黄金岁月，学校总是在为生存而挣扎。所以毛瑞尔不再读关于“复兴”的那些资料，而开始考虑创业。
“我们是个有一百零三年历史的创业机构。”毛瑞尔现在这样说。
把一间大学称为“创业机构”是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其实又很有道理。“我们被迫要去思考业务模型的问题。”毛瑞尔说，“但这其实正是高等教育缺失的环节。”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学校都应当把‘成长或关门’看作是一个危机管理的机会。”毛瑞尔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一种‘濒死体验’。而我们有！诚实地说，这种经历是50年以来对这间学校来说最好的事情，它迫使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
但并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对毛瑞尔来说，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澄清学校的使命与价值观。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对学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学校一直有使命宣言，而且每次有新校长上任都会将其做些调整。”英语文学教授金回忆说，“但和过去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社群盟约”
这盟约并不长，包括脚注大概只有1200个词不到。包括了七个承诺，包括结出属灵果子来的承诺，高举“每一个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神所赐价值”这一承诺，以及对“未婚者的贞洁，以及一男一女婚姻的圣洁”的承诺。
这些立场并不受欢迎，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会被视为异类。
《夏洛特观察者报》这样报道：“蒙特利特学院要求教师承诺反对同性婚姻与堕胎，成为了麻烦制造者。”而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BC）在本地的媒体WLOS则说：“在给他们这份盟约之后，有职员和学生开始离开蒙特利特学院。”美联社报道的标题则是“私立院校操控员工签署反对同性婚姻的文件。”
“很庆幸的是，媒体只关注了我们30天。”毛瑞尔说，“当时我们成了新闻热点，这一点都不好玩。”
与此同时，蒙特利特学院决定不再延续“长老会高等教育联盟”（Association of Presbyter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成员单位的身份，该机构主要由美国长老会（PC(USA)）下属学校组成，但美国长老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自由派，而学校的教职员工大多都在神学上相当保守。
“我读道学硕士的时候是在一个PC(USA)的区会里服事。”毛瑞尔说，“我看到一个宗派是怎样渐渐远离合乎圣经的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因此我没有在美国长老会接受按立。”（毛瑞尔现在参加路易斯所服事的那间美南浸信会教会。）
毛瑞尔知道，就像他自己一样，“如果学校继续带着美国长老会的标签，保守福音派不太会信任他们真的是一间保守的、合乎圣经和正统的基督教学校。”
因此，蒙特利尔学院退出了联盟，成为一间独立高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获得福音派的信任。”
对蒙特利尔学院来说，最关键的不仅仅是信仰身份的问题，还有入学数量的问题，他们急切地需要提高入学数量。
“要提高入学率，我们的学术产品就要越来越好。”毛瑞尔说，“我们的愿景是扎根于基督教博雅教育。但是因为我们在美国，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体，我们同时也决定要深入发展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
当毛瑞尔接任的时候，学院早已有一个数据安全辅修专业。毛瑞尔上任后第一年将其改为主修专业。在第二年，他注意到《纽约时报》每周有三到四次会在首页提到数据安全问题。
“我当时就想，这是我们的机会。”他说。
于是毛瑞尔雇了一个布什政府执政时的说客来做政府公关，“联邦政府可以资助我们的项目。只要我们仍然控制着学校的使命和教职员工聘用，政府投资不应当让我们担忧。”
接着，毛瑞尔每两个月都去一趟国会山，与政府官员会面、与五角大楼的官员会面，也与“三个字母缩写的机构”（指FBI、CIA等——译注）会面。
“每一个美国的数据安全专业都会教学生如何做骇客，”毛瑞尔告诉这些官员，“当你教学生如何入侵别人的计算机系统时，他们需要道德指引，因为数字战场上的每个专业人士都好像拥有了通往自我国度的钥匙。”
因此，伦理对技术课堂来说尤为重要，还有比在基督教博雅教育的大学里学习伦理更好的地方吗？
毛瑞尔的信息很快被传递了出去，在过去的两年里，毛瑞尔就这个话题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夏洛特（美国第二大银行业中心——译注）的财务与能源专家，以及西雅图的技术领袖们开展了多次圆桌会议。
2017年秋季，蒙特利尔学院成为北卡第四间、CCCU联盟院校第一间获得国家安全局（NSA）和国土安全部（DHS）认可的数据防御教育优秀机构。
当克里·伯金（Kelli Burgin）三年前开始执教于蒙特利特学院的时候，数据安全专业只有十几个学生，然而在2017年秋季，该专业已经有50个学生了，今年秋季达到70个。
伯金与他的同事们“常常教导学生关于伦理的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们有法律责任，我们同样也有道德责任规范我们正确地做事。”
“正确地做事”是指以荣耀神的方式、以人为本的方式做事。
“数据防御”的意思是保护人们，使他们避免身份信息泄露、避免业务系统宕机，也避免被网上的犯罪分子钓鱼。蒙特利特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在政府机构、在金融行业，也可以在卫生健康领域工作。
“有个学生曾经来找我，他说‘我知道我们要爱邻舍，我真的想要为朋友舍命。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伯金回忆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我们探讨保护现实中人们的各种策略，以及我们如何将信仰融入到工作中。我们总是回到神的话语找答案。”伯金这样总结道。
蒙特利特学院强调数据安全的道德性，成为了学校的第二个神迹。
2015年秋季，学校举办了第一届区域性数据安全大会，有70多人参加。去年秋天的这届会议则有400多人参加，包括150多个未来的学生及其父母。学校同时也与防务和情报机构建立起正式的合作关系。
小小的校园现在显得很拥挤。数据安全专业的学生同时也要学习文学课程，所以停车场总是很拥挤、宿舍也住满了人，学校正在研究把储藏室转变为教室的可能性。
蒙特利特学院不再关注要不要关门的问题，与之相反，传言是有一片开车10分钟之外的土地、价格在4~5亿美元之间，学校正在研究是否要买下来变成主校园。
职员、学生和捐助者对学校的信心都在增长，包括那对匿名捐赠了六百万美元的夫妇，他们现在对学校的捐助已经增长到了1,000万美元。
“这是一种动力。”基督教高等教育联盟的负责人雪莉（Shirley Hoogstra）说，“蒙特利特学院的历史和传奇给了捐助者一个可信的基础，并且追加投入，而他们又在保罗（毛瑞尔）身上看到了勇气和沟通能力——他是一名杰出的领袖。捐助者们的投入意愿更强了。”
这是一个忙碌的四年。“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并快节奏的工作过。”毛瑞尔说。
因为任何一个以色列先贤都会告诉你，从黑暗中获得神迹般的拯救从来都不意味着说你就不会再有麻烦了。
毛瑞尔说：“想想那个瞎眼的乞丐巴底买（可10:46——译注），他得以重新看见，所以他需要找一份工作，或者以一个明眼人的身份去乞讨，这都比原先更艰难。想一想拉撒路，他将来还是会死。想一想圣经中所有的神迹并且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神迹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容易。
正确的答案应当是：神迹的目的是荣耀神、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说“神真伟大”。
而这一结论，对道德伦理来说有深远的意义。
每一次毛瑞尔讲述学院故事的时候，“无论他在对谁讲，听众总是会有积极的反应。”市场与沟通部负责人莎拉·褒曼（Sara Baughman）这样说。“我也是因为听到这一神迹故事而来到这间学校任职的，我感觉到神的护理和神的手在这个学校里。”
不仅仅是莎拉，蒙特利特的教职员工都对学校“非常委身”，因为“我们感到神在这里工作，”毛瑞尔说，“每一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都不会失去志向，不会无视我们正活在神迹中。”
译：JFX；校：何之是。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Montreat Mira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