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最高法院最近驳回了对加州的一项疫情政策的异议，该政策限制教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教会礼堂容量的25%或不超过100人。
南湾联合五旬节教会（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及其主任牧师亚瑟·霍奇斯主教三世（Bishop Arthur Hodges III）向法院谋求一份禁令，以期阻止加州和圣地亚哥县执行为帮助减轻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发布的多个“居家隔离”令。加州南区和第九巡回法院均驳回了教会提出的申请，但由于其他联邦法院对类似的问题有不同的回应，因此该案最后来到最高法院，期待联邦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决。
教会对于州政府在遏制疫情从而可能需要限制个人自由方面有着急迫的期待并没有异议。他们的争论点是，州政府允许其他实体复工，如零售业（仅限路边取货）和所有制造和仓储设施，却限制教会。因此认为对教会的这种限制“严重剥夺了宗教自由”。（他们教会大楼的礼堂最多可以容纳600人，但通常只有两、三百名会众使用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座位）。
四位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和卡瓦诺）投票赞成教会的诉求，但另外五位大法官（罗伯茨、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投票驳回了这一诉求。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写道：加州对敬拜场所施加限制的指导方针并不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宗教活动自由的条款。罗伯茨说：“相似的或更严格的限制还被施加到类似的、有大量人群近距离长时间聚集的世俗活动，包括讲座、音乐会、电影、观众体育活动和戏剧表演。”
教会聚会更像电影院还是大麻药房？
这样的比较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正是社会希望最高法院裁决的核心问题。加州的四阶段复工计划允许某些办公室、学校和企业（包括大麻药房）复工。但宗教敬拜场却不能重新开放。这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活动自由条款？
这个司法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你问谁，也取决于你何时问。正如沃尔特·奥尔森（Walter Olson）所指出的：“在过去60年左右的时间里，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宗教包容的问题上已经互换了位置。很少有人预见到这种发展。”奥尔森说，从1960年到1990年代，是最高法院中更倾向自由派的大法官们在捍卫宪法所赋予的宗教包容权利。
在1963年的“谢伯特诉维尔纳（Sherbert v. Verner）”一案中，宗教自由的法理发生了转变，当时最高法院采用了“宪法豁免模式”（constitutional exemption model），根据该模式，因为有宗教活动自由条款，真诚的宗教信仰者可以因着自己的信仰而享受法律豁免权。这一裁决在1972年的“威斯康星诉尤德尔（Wisconsin v. Yoder）”一案中得到了重申。在这一时期，最高法院采用了所谓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原则，考虑到法律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施加了“实质性的负担”（substantial burden），因此除非拒绝给予豁免是服务于政府的急迫利益的最小限制性手段，否则真诚的宗教信仰者应获得豁免。
这一标准在1990年受到了保守派大法官的质疑。在“就业司诉史密斯（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一案中，最高法院称，当中立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与宗教习惯相冲突时，执行中立普遍适用法律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到，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认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可以使他免于遵守其他有效法律中政府有权规定的禁止行为。他写道，“允许对每一项影响到宗教的州法律或法规作出例外规定，将为宪法规定的几乎每一类可以想象到的公民义务的豁免开辟可能性。”
这一裁决促使国会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这是一项联邦法律，旨在防止其他联邦法律对个人自由信奉宗教造成实质性负担。《宗教自由法案》恢复了1990年以前存在的宗教豁免标准。它的目的是要适用于政府的所有部门，也同时适用于联邦和州法律。但在1997年的“博尔尼市诉弗洛雷斯（City of Boerne v. Flores）”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当《宗教自由法案》适用于州法律时，它超越了联邦的权力。作为对这一裁决的回应，一些州通过了州一级的《宗教自由法案》，适用于州政府和地方市政当局。
加州没有宗教自由法，因此，最高法院必须裁定加州的法律是否对敬拜聚会持中立的态度（即，是否与其他相关集会类似），还是施加了过重的负担。
法院的双方似乎都有合理的论点。正如罗伯茨所说，“相似的或更严格的限制适用于类似的有大量人群近距离长时间聚集的世俗集会，包括讲座、音乐会、电影、观众体育活动和戏剧表演。”然而，正如卡瓦诺指出的那样，对宗教敬拜聚会施行了25%的人数上限，但对那些类似的世俗活动却没有施行这样的上限。
虽然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可能并不是故意歧视教会，但他们的疫情限制政策的实施方式却往往是不一致也不中立的。正如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所说，“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的很对，大型的聚会和人们可以一个个保持社交距离的小活动不一样。然而，在许多州，这并不是进行区分的依据。在一些地方，赌场是开放的，而宗教活动场所却不开放。这不是合理的公共政策，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各州应该根据活动是否能安全进行、可以聚集的人数来制定政策，而不是根据集会是否是教会，他们应该平等、中立地适用这些标准，”摩尔补充道。“这场疫情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公共安全和第一修正案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走出这个困境。”
译：Jeff；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upreme Court Rejects Challenge to Pandemic Restriction on Church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