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神学
宗教自由的种子:重洗派运动 500 周年
2025-03-24
—— Obbie Tyler Todd

1525 年 1 月 21 日,当雪花飘落在苏黎世狭窄的街道上,一群年轻的瑞士改教家聚集在格罗斯大教堂阴影下菲利克斯·曼茨(Felix Manz)的家中。外面寒气逼人,但房间里充满了热切的祈祷和激烈的讨论。这是一场遭到禁止的聚会——苏黎世市议会已经明令禁止这些人聚集研读圣经。

然而这项禁令并未奏效。宗教自由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到夜晚结束时,宗教改革时代的第一个相信教会应当由信徒组成的地方教会就此诞生。

将宗教改革推向深入

几天前,这群人的前导师、著名圣经学者、人文主义者和改教家乌尔里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曾公开与这些不满的学生就婴儿洗礼问题展开辩论。作为格罗斯大教堂的主任牧师,慈运理是一位依靠政府的改教家,他争取市议会的法律支持来推动苏黎世教会的改革。1 月 21 日秘密会议的三位领导人——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和乔治·布劳罗克(George Blaurock)——曾有力地为“唯独信而受洗”观辩护。但市议会最终宣布慈运理获胜,并命令反对者解散。更为严峻的是,法律现在要求所有未受洗的婴儿必须接受洗礼。格列伯有一个女婴,他不认为议会应该对教会拥有这样的权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慈运理教导了格列伯——他曾经的得意门生和亲密朋友——要严格按照圣经改革教会。精通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慈运理曾召集一群年轻知识分子,教导他们学习圣经语言并研究希腊经典。格列伯出身于当地一个显赫的家庭,在巴黎学习后回到苏黎世,正是通过慈运理接触到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也了解了希腊词“baptizō”(洗礼)的真正含义。

到 1522 年,慈运理开始认同这些热情学生的观点,同意天主教弥撒应该终止,公共敬拜中的图像应该废除。但在反对这些做法后,慈运理常常又屈服于市议会保留这些传统的决定。在讲台上,慈运理高声宣讲圣经权威和改革教会的必要性;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却处处寻求地方政府的认可。到 1524 年底,慈运理的学生们感到被这位曾教导他们“在圣经明确之处不要妥协”的导师彻底背叛。在他们看来,宗教改革远未达到应有的深度。

关键性的划时代决定

一位历史性会议的目击者(可能是布劳罗克)后来在《胡特尔弟兄会年鉴》(The Large Chronicle of the Hutterian Brethren)中回忆道:“当时他们聚在一起,内心逐渐感到忧虑,是的,他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开始向天上至高的神屈膝祷告,呼求这位洞察人心的主。”

在祷告中寻求主的引导后,他们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决定——给归信的人施洗。年轻的格列伯舀起一捧水为他的朋友布劳罗克施洗,因为当时没有正式按立的牧师可以执行这样的仪式。随后,布劳罗克又为格列伯、曼茨和屋内其他人施洗。通过这一大胆的举动,这些后来被称为“瑞士弟兄会”的信徒们,正式开启了重洗派运动。

接下来的一周,格列伯在附近的佐利孔镇讲道后,他和其他人引发了一场小型复兴,为重洗派事业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尽管面临严酷的迫害,重洗派仍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苏黎世那次重要会议两年后,重洗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制定《施莱特海姆信条》(Schleitheim Confession)的成熟运动,该信条不仅反对战争,还反对诉讼和起誓。像巴尔塔萨·胡伯迈尔(Balthasar Hübmaier)这样的神学家很快发表了捍卫宗教自由、反对婴儿洗礼的论文,这使他们置身险境。当胡伯迈尔 1528 年逃往苏黎世时,他最终遭受酷刑,并被送往维也纳,在公共广场上被火刑处死。他的妻子则被溺死。

殉道、和平主义与宗教自由的遗产

与其他宗教改革时期的传统相比,重洗派并没有产生许多重要的系统神学家。主要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一生都太短暂了。

在开始实行信徒洗礼仅仅一年多后,曾被慈运理称为“运动领袖”的格列伯就因瘟疫去世。被誉为团体中“阿波罗”的曼茨于 1527 年被溺死,成为重洗派的第一位殉道者。在事工范围上超越同伴的布劳罗克,这位早期重洗派的“伟人”,则于 1529 年被处以火刑。有历史学家推测,16 世纪死在基督教同道手中的重洗派信徒,数量竟然超过了教会头三个世纪中被罗马人杀害的基督徒。

虽然如闵斯特血腥叛乱这样的事件和茨维考(Zwickau)先知等人物有时让重洗派被贴上“激进改教家”的标签,但重洗派当时最显著的特点(正如他们的继承者阿米什人和门诺派今天一样)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这在最有影响力的重洗派作家门诺·西门(Menno Simons,1496-1561)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格列伯、曼茨、布劳罗克等人在苏黎世会面 500 周年之际,重洗派留下的最持久遗产或许是他们对早期宗教自由形式的坚持——这一理念尽管未被当时的主流新教改革家们认可,却具有深远影响。格列伯团体在 1524 年写给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的“信件”,如今被视为“新教自由教会的最早文献”。

虽然后来的浸信会信徒与“闵斯特疯子们”划清了界限,而早期重洗派也并非总是像当今浸信会那样采用浸入式洗礼,但每一位美国基督徒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 1525 年那群苏黎世人的贡献——他们尽管不受欢迎,却坚持主张教会应当只服从神的话语,而非人组建的议会。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eeds of Religious Freedom: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abaptist Movement.

Obbie Tyler Todd(奥比·泰勒·托德)是伊利诺伊州马里奥(Marion, Illinois)第三浸信会的牧师,也是路德·莱斯大学与神学院(Luther Rice College and Seminary)的客座教授,著有三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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