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关于Z世代宗教未来的研讨会上，有学生问我：“你会害怕我们这一代人吗？我们特别推崇理性和科学，这是不是会威胁到宗教的未来，也威胁到你的工作呢？”
这个诚恳的提问，其实反映了我们文化中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论”通过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74 年的著作《宗教与科学冲突史》（A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而得到广泛传播。书中讲述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总是不断受到教会的阻挠，教会不仅兜售盲目的信仰，还渴求权力。它因为害怕日心说而反对伽利略，因为惧怕进化论而抵制达尔文。
在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中，不光是宗教整体受到质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更是被视为格外危险的存在。人们说，进化论让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记载显得过时，而现代地质学和天文学则让圣经的时间框架看起来难以立足。更关键的是，这两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似乎完全对立：一边是理性、证据、观察；另一边则是信仰，是对古老的、无法验证且似乎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典籍的信任。
这种冲突论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有一种由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衍生出的世界观，还有一些由宗教产生的世界观，而我们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要么选择思考，要么选择感受。
虽然这些选择就摆在眼前，但我们不妨退一步想想：这种争论的框架真的恰当吗？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一个更真实、更有说服力的切入点？我认为是存在的，而这个切入点可能会让人意想不到：《创世记》第一章。《创世记》第一章提供的基本世界观，对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实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所说的，虽然表面上看基督教与科学之间似乎存在深刻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和谐。
《创世记》第一章为科学探索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认知的依据、道德的边界，以及不可或缺的目标。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这句经文运用了一种叫“分生性”（merism）的修辞手法，它是指两个相对的事物被结合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概念；此处，它表达神创造了万有。圣经的第一句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形而上学信息。首先，在宇宙有其开端之前，就已经有一位超越宇宙的神存在了。换句话说，这世界本身并不是神圣的，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也都不是神圣的，它们都是那位神圣者创造的结果。
那么，神是如何创造万物的呢？是藉着祂话语的能力：“神说……事就这样成了”（第 6-7 节）。祂并不是利用已经存在的、永恒的物质来重新塑造。神说话，物质就按祂的心意产生了。这与其他古代的创造叙事很不一样，在世界的起源中没有争斗、混沌或暴力，有的只是一位通晓一切之王的合理命令，藉此使万物开始存在。
此外，《创世记》第一章展现了创造中基本的秩序、对称和美。正如克莱恩（Meredith Kline）等学者所指出的，前六日的创造顺序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头三天，神创造了不同的领域（天、水、地），而在接下来的三天，祂在这些领域中安置了居民和管理者（日、月、星辰，深海中的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
更深一层来看，这秩序中还暗含着规律性——日、月、星辰被安置在天空中，为的是标示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替。它们的规律性为人类的播种、收割，以及宗教节期提供了稳定的历法依据。这一切都描绘出了一幅独特的宇宙图景，为实证科学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要让这些科学（比如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对现实的本质作出许多基本假设。无论是观察过程、假说检验，还是对未来和当下现实一致性的归纳推理，都是建立在对宇宙具有秩序性这一系列基本假设之上的。
大自然的规律性是归纳推理得以成立的基础。这种推理方式是基于观察得出结论，比如“在今天之前的每一天，太阳都会升起，所以明天太阳也会升起。”这样的推理看起来似乎再简单不过，但这类基本假设却让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深感困扰。科学研究要获得验证，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可重复性。然而，验证过程本身就已经假定了现在与过去相一致，过去又与未来相一致——这意味着我们认定自然界中存在着本质上的规律性。
物理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这样说道：“就算是最坚定的无神论科学家，也必须凭着信心接受一个前提：宇宙并不荒谬，物质存在有其理性基础，这体现在自然界中那些至少部分可被我们理解的规律性秩序中。因此，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本质上具有神学性质的世界观基础上，才能得以开展。”
戴维斯的这一观察帮助我们看到，在西方现代科学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先驱都是基督徒，这绝非巧合。伽利略是天主教徒，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是位虔诚的信徒，物理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是基督徒——他不仅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自然定律，还撰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将电、磁和光统一起来的物理学大师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更是苏格兰长老会（Church of Scotland）的长老。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许多科学史学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中发展壮大并非偶然。因为基督教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理性的、可靠的、有序的宇宙，是由一位超越万有的神所创造的。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生活在一个有序宇宙中的方式行事。而《创世记》第一章赐给科学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位理性秩序的创造者和维系者，祂为人类的这种直觉提供了保证。
宇宙是有序的，这是一回事，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有序的呢？人的理性和现实之间真的能够对应吗？荷兰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基督教与科学》（Christianity and Science）中写道：“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没有被证明的情况下，预先假定了感官的可靠性和可感知世界的客观性。”巴文克指出，科学实践本身就假定现实是与我们大脑的推理方式相匹配的。
如果自然主义（即认为世界仅仅是物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有充分理由表明，我们的理性官能并不是（或者不必是）准确感知世界本来面目的工具。这正是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在《冲突的真正所在》（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一书中提出的论点，他称之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论证”。
普兰丁格的论证从这个设想开始：如果进化论和自然主义同时成立会怎样。如果你把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考虑，你就有充分理由不去相信自己的感官或认知能力能告诉你关于现实的真相。这是因为进化论建立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这个过程保存了那些有助于物种战斗、逃跑、觅食或繁殖的遗传特征。因此，我们只能相信我们的感知能力让我们活下来，而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
普兰丁格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假设古时候有个人认为，每次他看到红色浆果时，就会有个巫医在那里等着诅咒他。于是每当他看到长着红色浆果的灌木，他就会绕道而行，从不去吃那些果实。后来发现那些浆果确实有毒，吃了就会丧命。你就会明白，正是他那个错误的认知反而让他活了下来，而这个认知不仅让他能够传递自己的基因，还能传递这种信念。这就是一个在进化上有利但与现实并不相符的认知。
从这里你就会明白，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认知能力是否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现实。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些认知功能给了我们一些能让我们活下去的信念。如果我们的理性能力仅仅是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念，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信念，那么这又如何让我们有信心地开展科学研究呢？
这一切与《创世记》第一章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第 26-27 节）
《创世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最基本的含义是，人要代表神并效法祂的作为。为此，神赐给人某些与祂相似的特质，其中就包括理性的心智和灵魂。
根据《创世记》第一章，那位创造世界的心智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心智，祂让我们的心智能够以类似祂的方式去感知世界。正是这个起点，让我们对自己有能力研究世界的本相并认识其中的秩序充满信心。我们之所以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思维和外部世界是相匹配的，是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同一位创造者之手。
这一切，为科学实践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原则似乎足以为基本的科学实践奠定基础，但科学还需要第三个标准：道德界限。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但让我先提到一个名字：门格勒（Josef Mengele）。
门格勒（Josef Mengele）是希特勒手下的首席医学研究员，因其残忍的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他对犹太人和罗姆人进行实验，为的是推进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他对双胞胎进行研究，进行各种实验，包括截肢、器官解剖，以及各种形式的折磨和致死实验，目的是研究这些对人体的影响。如果一个双胞胎因某种原因死亡，他就会杀死另一个，这样就可以进行对照比较。这样的恐怖事件不胜枚举。
门格勒的大部分“研究”都毫无成果，但关于集中营中那些通过人体实验获得的、可能挽救生命的医学研究成果（比如关于低温症、缺氧、脱水等），其价值一直存在争议。
这种科学研究并非纳粹德国独有。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就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tudy）。尽管当时已经对梅毒有了治疗方法，研究人员依然继续观察数百名贫困黑人男性梅毒患者，进行人体实验。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种实验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过去的实验，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在当今校园里，伦理问题无处不在：克隆的生物伦理、对未出生婴儿进行基因异常检测（然后在母亲子宫内终止他们的生命）、用流产胎儿的组织进行实验。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或那些可能被用于邪恶目的的技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这正是像《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电影提出的经典问题。科学家们一心追问“我们能做到这件事吗？”，却忽略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如果没有神，那么阻止门格勒、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或未来类似实验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的道德界限又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回答。第一种说法认为，道德来源于个人良知——对与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判断。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你的良知，而不是别人的良知来决定孰错孰对呢？
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某件事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我们共同认定它是错的。但这种解释只是回避了问题。为什么由群体制定的道德标准就比个人的判断更有权威性呢？如果社会改变想法了又该怎么办？
第三种观点认为进化论为伦理道德提供了基础。这种说法同样存在问题：研究进化行为充其量只能说明哪些行为有利于人类生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普兰丁格指出，如果我们把进化论和自然主义视为同等真理，就无法获得一个连贯、理性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行为。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让我们重新思考《创世记》第 1 章。神按照祂的形象造人，这至少包含两个与建立连贯道德观相关的重要原则：治理的使命和明确的界限。
首先，神赋予人类治理的使命：他们要治理这地。人的工作是改善这原始的、未开发的自然世界。圣经提到的治理这地，其目的不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要服务他人、祝福他人。这就是科学使命的起点。科学是人类为了理解世界、按照神的命令开发世界而进行的活动。
在行使治理权时，人类是作为“形象”而行，这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效仿神的良善、品格、创造力、公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其他地方，保罗把成为基督徒描述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4）。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准则：我们对受造的所作所为应当反映造物主的完美及祂的道德品格。
其次，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不能以科学的名义伤害或虐待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创世记》9:6 规定了死刑。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原因很简单：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任何对人的伤害本质上就是对神的冒犯。
为什么门格勒的所作所为如此邪恶？为什么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如此令人发指？为什么一提到把人当作实验品，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这种反应不仅是某种进化本能，我们想改就改；而是一个被世界压制的真理：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因此科学应当用来造福人类、建设世界，而不是用来伤害和摧毁人类。
最后，《创世记》第 1 章回答了科学研究中“为什么”这个终极问题。每一项人类事业都必须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关系到目的：当你投身科学研究时，你真正想要实现什么？
仅仅有一些短期目标，比如“我想完成这个实验”、“我想研发产品保住工作”、“我想赚钱”、“我想治愈癌症”，远远不够。你需要一个更深远的、能持续激励你的目标。
基督教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几个理由，我把它们归纳为两点：爱邻舍、爱上帝。
首先是爱邻舍。治理世界、建设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造福他人——那些同样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同胞。因此，当你钻研科技、生物学、化学知识时，你知道这些工作将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这是对邻舍之爱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敬拜神、以祂为乐并荣耀祂。许多学者指出，《创世记》的创造记载与古代近东关于君王为神明建造圣殿的记载有诸多相似之处。神的圣殿被视为世界的缩影，人在那里敬拜神。在《创世记》第 1 章中，神将世界打造成一座圣殿，祂要居住在其中，与祂的子民相会。
《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完全以祂为乐”。这意味着你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研究文学艺术，还是养育家庭、谈恋爱，甚至是从事科学研究，都应该服务于这个总体目标。我们要赞美神，活出能彰显祂的生命，同时也要爱祂、以祂为乐。因此，当你投身科学研究、探索宇宙奥秘时，这些经历应该让你对创造宇宙的神生发更深的敬畏、感恩和敬拜。
科学知识的增长最终应该带领我们更深地认识耶稣。正如保罗所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 2:3）。太初有道（Logos），“道”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认识受造，就是认识耶稣的一种途径。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s Science In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