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是当下伟大的相对主义者。如果有人敢于宣称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史无前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神圣的回应，指出事实上这个或那个事件、行动、想法或行为模式过去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或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在中国的唐朝都明显出现过。这样的一种相似性非常真实，并且能够给总是把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化或灾难化的冲动带来一种有益的纠正。
然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确与过去时代之间存在某些连续性，很多现象在过去也有先例。但同时我也要指出，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确实表现出一些病态是没有先例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会对这个时代的回应需要随着这个时代而变得新颖，在本文中我想要论述的是：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影响，以免我们过度恐慌或过于安于现状。
我们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特点是，“自我”的可塑性和基于心理学的建构之强，以及传统机构的流动性或不稳定性。
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幻觉——弗洛伊德所定义的幻觉——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任何东西。而我们的体制性机构正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短暂，以至于谁要是敢把钱押在5年后（更不用说50年后）他们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那真是需要很多勇气的。
单独来看，这些现象就已经足够重要了。它们的重合和相互联系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身份感都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甚至产生了一种眩晕感，使我们迷失方向，常常处于漂泊之中。
这些病态的症状就在我们身边。奇怪的是，今天的人们显然比50或100年前有更多的焦虑。今天，我们享有相当多的物质舒适，其中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代人都没能获得的技术先进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我的父亲不同，我的童年记忆并不包括跑去防空洞以避免死于德国空军的空袭。至少从外表上看，现在的生活比过去要好得多。
然而，今天需要心理辅导的大学生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新闻网站经常刊登青少年自杀的悲惨故事，网络和公共领域里到处都是愤怒的情绪，这表明这个时代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而我的预感是，导致目前这个愤怒时代的核心原因，正是心理学构建的自我与机构的流动与不稳定性这两者共同作用造成的。
心理学构建的自我，也就是说“我们”是谁由我们自己的感觉定义，而生活的目标成了内在的、心理上的满足或感到满意，这使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成了一个高度可塑、不断变化的东西，仅仅基于个人想法，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权威来认定。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变性主义（Transgenderism）只是最近和最极端的形式，它控制了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我们现在要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生物特征也不是他们是谁的权威指南，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和令人不安的发展，这把巨大的责任放在他们自己身上——可以说是神一样的责任——而没有提供任何指导，这让他们如何回应？然而，尽管跨性别主义很新奇，但它只是心理自我的一个症状，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有着深刻而悠久的根基。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一个关键的来源。他有一个挑衅性的概念，即人类的学习（在他的《论艺术和科学》中）实际上在腐蚀我们并阻碍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没有文化背景的本能和感觉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文明只是阻碍、扭曲和颠覆了这些，使我们符合它的要求，使我们变得不真实。
卢梭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自然、没有文化的状态有一种积极的看法。与他同时代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则不同，他同意卢梭的观点，认为文化阻碍了我们做自己，但他认为自然人是黑暗和破坏性的欲望的膨胀。萨德对卢梭的这种欣赏和修正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中以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式表达了出来。然后，简单地来说，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等人的作品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人类学的各个方面得到了结合。就这样，“自我”被心理学化，心理学随后被性化，最后性被政治化。当代性身份政治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当然，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赖希和马尔库塞，更不用说卢梭和萨德了。但是，幸福是个人心理满足的想法——“自我实现”这一概念——是情景喜剧、肥皂剧、电影，甚至是广告的主打概念。而这种论述（其实是幻觉）具有强大的影响。当人类生存的目标是个人的心理满足时，所有的道德准则都不过是工具性的，因此可以不断地修改，以达到这个主观的心理目的。
社会似乎已经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是性，这意味着任何试图强制执行性行为准则的行为都是对个人的攻击，是迫使个人变得不真实的手段，实际上是不快乐的。因此，任何试图强制执行性行为准则的人都是迫害者，或者是“仇恨者”，这种廉价而懒惰的手段使得任何批评晚近现代性道德混乱的人都失去了立足之地。
然而，如果心理上的自我已经使“自我”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主观概念，那么机构的流动性则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虽然《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有许多有谬误的经济学理论和虚假的政治预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做了一些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观察。他们看到了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的崛起如何改变了社会关系。他们注意到，技术在使纯粹的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同时，也会慢慢侵蚀两性之间的区别。他们还看到，全球化的市场将挑战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1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观点甚至比当时更加正确。
如果我们只看三个机构——家庭、教会和国家——很明显，每个机构都已经被改变了。
一、家庭
家庭已经被重新定义。许多母亲外出工作，单亲家庭是城市内社区的祸害，无过错离婚（表明个人满足感比社会责任感更重要）没有任何社会污名。而这些都是早在同性恋婚姻之前就存在的现实。
二、教会
教会几乎没有社会权威。丑闻使她的道德声明看起来像神圣的伪善。宗教自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社会美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味着教会和宗派实际上是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争夺信徒，这迫使教会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和/或注重边缘差异，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
三、国家
至于国家，全球市场、西方国家出生率的下降、移民经济，以及信息技术使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关系，这些都在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
这一点和其他因素——例如，后殖民主义和非民族身份的崛起（如本土主义、区域性、女权主义、LGBTQ）——对那些在大众心目中赋予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民族叙事构成了严重挑战。
美国和英国分别因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而出现的两极分化表明，国家认同或许正在失去为政治分歧提供统一框架的能力。
除了这三个机构之外，还有无数其他机构正在衰落或处于变动状态。例如，当地商店、酒馆和银行，过去是我长大的那个小镇的主力军。但现在，大卖场、连锁超市、郊区商场以及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这些曾经是社会连续性的标志也是社会互动和社区焦点的东西，并且它们常常彻底消失。
过去，我家乡的银行有一种坚固性，它由砂岩制成，其宏伟的大门被雄伟的多立克柱框住。它的信息是什么？“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在这里，在你离开之后我还会在这里。你可以信任我。”今天，根据我的经验，银行（如果它们有任何建筑的话）往往更像由纸板制成的。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上周才到，后天可能就走了。如果相信我们，你就惨了。”
这种机构的流动性或流动状态无法与心理自我的迷失体验分开。过去，是机构在塑造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谁，这往往是因为成长的、稳定的家庭，受教育的学校，学习的大学，以及（没错！）我和朋友们围着篝火享受过时光的酒吧。
当我所理解的世界外部标记消失或不断变化时，结果必然是我自己也在不断变化。不安和不满意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常规苦恼。
这一切都不应该被解读为哀叹或怀旧。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弊病，我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孩子们当扫烟囱的时代，或者像我父亲一样，在德国空军的阴影下长大。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时代，我们也不能浪费精力来哀叹我们的时代。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的时代，然后以知情的智慧来回应它。
那么，教会应该如何回应呢？我建议采取三种方式，当然绝不仅仅这三种。
第一，教会不应屈服于心理构建的自我世界
如上所述，宗教自由市场的危险就在于我们都成了推销员，试图使我们的产品符合市场的需求。而当代市场的货币是“治愈”。教会如何能对抗这种情况而又能生存下去，从人的角度看，几乎不可能。
但从神学而言，教会最终是拥有主权的上帝所做的工作；人类更需要的不是他们渴望的“治愈”，而是对基督信仰的仔细讲解和应用。需要强调的是创造的教义，这一教义确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之处，并为理解我们如何抵挡神、如何需要救赎创造了环境。这是理解我们是谁的基础。我们必须强调基督在满足这一真正需要上的充分性。
当然，心理学、感觉和类似的东西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一部分。我们确实有内在的生活。然而，“治愈”这一说法使得这些需求成为基本需求，并且只在上帝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前提下赋予基督教意义，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基督教。
基督信仰以上帝为起点和终点，而人类的需求应以神的角度来理解。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咀嚼在这个话题上可能会大有裨益。这是第一部伟大的心理自传，却以一种祷告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奥古斯丁只向内走、走到他的内心深处，以便走出来，以赞美神——不仅仅因为神创造、神拯救，更因为祂是神。
第二，教会应该承认我们这个时代在关键方面上有历史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独特的自我概念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我们的机构变得不稳定，但我们这个时代在关键方面上还是有历史先例的。今天的教会正在走向社会的边缘。社会越来越多地将基督信仰视为小丑，把教会的道德规范视为不道德。我们这个社会对忠诚公民的要求开始与基督徒见证的要求背道而驰。也许这在性道德领域最为明显，在那里，对某些行为或（或者说对某种性别身份的肯定）被视为是道德上的要求，是成为公民社会成员的必要前提。
第二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的基督教完全边缘化。社会怀疑教会成员沉溺于不道德的恶习，如乱伦和吃人。当时的法律禁止教会聚会，因为这种聚会被认为是煽动性的，对公共利益不利。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先例。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可能会为失去了13世纪而哀叹，但那些想对我们的情况作出回应而不是仅仅沉浸在哀痛或某种受虐快乐中的人，会反思第二世纪和当时教会的回应。
第三，教会应该形成强大的社区，让基督徒相互关心和支持。
教义和教导是至关重要的，但基督的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同样重要。有爱的社区强大且有吸引力的LGBTQ+运动取得了胜利，部分原因是其紧密的、有组织的、相互支持的社区。
如果那些相信谎言的人可以这样做，那些相信真相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做得很好，甚至更好？
从上述意义上讲，我们的时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们并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真正重要的领域从未改变过：福音的内容和教会的性质。
因此，让我回到经典的历史学家模式，通过相对化来结束本文。我们曾经来过这里——被鄙视、被视为不道德、在社会边缘。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在我们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时更加刚强。
编注：卡尔·楚曼在他出版的新书《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文化失忆症、表现型个人主义和性革命之路》（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一书中对这个话题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And How the Church Can Respo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