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中旬，我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责任公民联盟”（简称ARC，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大会，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我依然感到有些混乱，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段经历。
当你听到一些事情，既让你忍不住感叹“哇！”（出于好的原因），又让你忍不住感叹“哇！”（出于不那么好的原因）时，你该如何评判呢？作为一名保守的福音派神学家，同时也对文化护教学和传福音感兴趣的人，我不禁想问：我们应该为责任公民联盟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趋势欢呼吗？如果要欢呼，又该欢呼到什么程度呢？
在英国，责任公民联盟受到了一些主流媒体的关注，评论者的反应也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各异，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你对这个会议不太熟悉，我们可以把责任公民联盟看作是达沃斯（DAVOS）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保守派（而不是“另类右翼”或“极右翼”）替代品。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一些组织者和演讲者的名字可能会让你更加明白：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ron）、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奥斯·吉尼斯（Os Guinness）、康斯坦丁·基辛（Konstantin Kisin）、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
2023 年，责任公民联盟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会议，邀请了 1500 名嘉宾。今年，来自 96 个国家的 4000 名代表齐聚一堂，参与了TED风格的演讲、访谈、小组讨论和辩论，还欣赏了歌曲和诗歌表演。会议内容涵盖了五大主题（文明时刻；责任公民与社会结构；自由企业与良好治理；能源、资源与环境；数字时代的身份认同）。会议的三天分别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我们继承的最佳遗产；我们面临的选择；呼唤建设者）。
由于参会者都是受邀而来的，大会给人一种“向诗班讲道”的感觉，充满了坚定的团结精神和积极的友好氛围。每天会议开始时，都会演奏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and）的《普通人的号角》（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为整个活动注入活力。会议主席菲利帕·斯特劳德（Philippa Stroud）在致代表的开幕信中总结道，尽管我们的国家普遍存在士气低落和“永久危机”感，但衰落并非不可避免：
现在该讲述一个更好的故事了；一个让我们重新连接文明的最初灵感的故事。责任公民联盟正是这种灵感的体现：一群人在创造和建立一个充满希望、以人为本的乐观愿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遗产，是一个基于人类尊严、自由、责任和开拓冒险的愿景。我们的故事建立在非凡的原则之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无限价值，生活既充满意义也充满目标，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贡献。
这些话听上去有什么不让人喜欢的呢？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更好的故事”被演讲者和代表们以各自的方式解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包括谁是故事中的英雄、谁是反派以及建设性的前进方向。自由意志主义、言论自由、自由市场、家庭、技术进步和艺术努力被大力推崇，而明显的“敌人”则成为众矢之的（例如享乐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净零碳排放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充满了政治色彩。
尽管如此，在一些政治立场和政治示态的表象之下（英国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 [Kemi Badenoch] 和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都发表了讲话），大会还有一种相当一致的呼声，那就是呼吁我们重新找回属灵根基和文化传承。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呼声并非一种模糊、空洞的“灵性”，而是具有明确的形式和具体内容。
“犹太-基督教”这一短语被反复提及，而“神的形象”这一教义也被多次提到。许多演讲者和代表似乎都与某种犹太教或基督教传统有关联：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当然还有福音派新教。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遗产似乎既是我们需要恢复的东西，也是我们需要作为意义、身份、尊严、真理和舍己的坚实基础的。
阿们？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让我们先从积极的一面说起。首先，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责任公民联盟打造了一个欢迎严肃讨论宏大思想、世界观和文化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很有必要。
其次，责任公民联盟创造了一个对基督教信仰持积极态度的环境，为护教和传福音的对话提供了开放的氛围。如果你通过我写过的“磁力点”（magnetic points）这一视角来看责任公民联盟的演讲，你会发现它们惊人地频繁触及传福音的切入点：连接、规范、拯救、命运和更高的力量。
第三，会议上有很多精彩的演讲，具有重要的护教意义。尽管会场里有一些人对特朗普持反对意见，并且他们的声音还不小，但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演讲依然非常出色，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颇具凯勒风范。他引用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话指出，我们（西方文明）是破碎的，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被破碎打开：
苦难让你认识自己，提醒你，你并不是你自以为的那个人。它凿穿了你以为是你灵魂底层的天花板，揭示出一个空洞。然后它继续凿穿，又揭示出一个空洞。接着再凿穿，揭示出更深处的空洞。
布鲁克斯指出，苦难的时刻能以其他事物无法做到的方式揭示一个人的深度，但有洞察力的人会意识到，唯一能滋养这种深度的，是属灵食粮而非物质食粮。你可能不会同意布鲁克斯的所有观点（我很欣赏他带来的张力和摩擦），但如果你想见识一种既能化解敌意又充满力量的演讲艺术，不妨看看他的演讲。
最后，还有 83 岁的葛尼斯（Os Guinness），他的演讲《这一文明时刻》（This Civilizational Moment）对我来说，是这三天的高光时刻。作为一位伟大的基督教公共知识分子，他为我们上了一堂文化护教学的大师课，展示了当前其他选择的破产，并指出了基督教在我们文明的根源、约束和复兴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在演讲接近尾声时的号角声铿锵有力：
我们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决战时刻。那些激进的革命是否会实现它们所承诺的让社会重获新生？自由主义的世俗启蒙是否会鼓励人类在没有神的情况下，仅凭理性向前迈进并取得进步？此外，西奈山的神、燃烧荆棘的神、燃烧山脉的神，以及我们那位在加利利呼召的主，这些是否真实？基督教信仰如果仅仅被视为有用的东西，它对文明将毫无作用。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某种心理学的版本，它对文明也将毫无作用。只有视基督教为真理，并且有足够多的人作为公民，效忠于他们视为终极现实的事物时，它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一面，我离开ARC时却感到困惑和沮丧，心中的疑问比答案更多。在所有关于犹太-基督教根基、价值观和美德的讨论中，耶稣基督的名字、恩典的福音以及教会的核心地位却几乎缺席——除了少数几个值得注意的时刻，比如艾米·奥尔-尤因（Amy Orr-Ewing）提到了耶稣这位伟大的撒玛利亚人。
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像是一位拘泥于宗教细节的神学家在挑刺。在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聚会中，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然而，福音书中那位历史的、具体的、独特的、有形有体有位格的耶稣基督的缺席，对于次终极和终极目标来说都至关重要。
说到这里，我要谨慎从事。责任公民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菲利帕·斯特劳德（Philippa Stroud）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基督里的姐妹。我从未见过她，也不了解她参与责任公民联盟的神学预设、理由、策略和战术。我不知道她是否借鉴了普遍恩典的教义，如何构建共同战斗的论点，或者她对文化转型的期望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责任公民联盟的计划是否是一种高超的宣教情境化策略，旨在创造空间和对话，最终逐渐引导人们更多地谈论基督。
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在大会上的亲眼所见：每次当演讲内容似乎离福音越来越近，我都禁不住身体前倾，全神贯注——然而每次结果都一样，耶稣未被提及，我失望地坐回去。
我是否过于悲观？我不这么认为。没有耶稣基督和恩典的福音，我们就没有基督教，也没有福音，而是反福音。
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今年 1 月，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批评了她所谓的“模因式”（"memetic"）基督教：“在这种观点中，基督教是好的、有用的，值得追求，既因为它根本的隐喻信息揭示了人性的某些真理，也因为一个大家普遍持守这种隐喻信息的社会，比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狂欢更可取。”
伯顿认为，模因式基督教（她以乔丹·彼得森为例）专注于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潜力，而牺牲了基督”。她担心隐喻和模因变得比具体和真实的真理更加重要：
在这种解读中，耶稣基督仅仅成为神-人的范式呈现：一个通过知识、意志、创新和（所谓的）西方知识传统的创造力，成功实现超人类自我神化的人。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教不是字面上的真理，它就变成了一种赫尔墨斯式的魔法超人类主义，其中耶稣只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神性的隐喻。在这种视角中，讲故事、通过理性（logos）掌握语言成为人类的终极特权：通过精妙地传播模因来创造现实。人之所以是神圣的现实创造者，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决定的叙述者。
彼得森在责任公民联盟上发表了一场引人入胜的模因式演讲。他仍然是许多代表关注的焦点（他在大会的第一次亮相时，数百人起立鼓掌欢迎）。神掌管万事，彼得森很可能成为人们接触真正基督教的“入门毒品”。但他的演讲——他主张一个不基于享乐主义而是基于互惠自愿自我牺牲的社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称赞的，却没有基督，也没有提到恩典。我开篇提到的负面“哇！”就是指彼得森演讲的高潮：他指出“互惠、自愿、舍己”，却没有提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
我提到了伯顿的分析，但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类似论点。1797 年，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写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引人注目：《对本国中上阶层自称基督徒普遍宗教体系的实用观点与真实基督教的对比》（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他写道：
将基督教道德与基督教教义分开看待，这是一种致命的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根深蒂固。基督教的独特教义逐渐受到忽视；而结果也显而易见，道德体系开始枯萎和衰败，正如自然可以预料的那样，道德体系也开始枯萎和衰败，因为它失去了那本应赋予它生命和营养的东西。
没有根，就无法结出基督教的果实。那么，根是什么？就是威尔伯福斯之前定义的独特教义：人性的败坏、主的救赎以及圣灵的成圣工作。威尔伯福斯敦促文化基督教不要“将目光从基督教的伟大独特性上移开，而要始终将这些视为核心原则，因为其他一切都从这里开始，而且也是从这里获得最坚实的支持。”
与威尔伯福斯的比喻类似，责任公民联盟会议上多次提到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传承，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插花文化”。然而，我在会议上看到的是一种“被进一步修剪的插花文化”：展示了许多美好的果实，却几乎没有根（尽管吉尼斯接近了这一点）。
然而，没有根，我们不仅会陷入以行为而非恩典为核心的福音，还会切断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力量。耶稣基督和那些独特的教义不能因为可能让人尴尬或引发分歧就被含糊带过；它们必须被清楚地宣告出来，不仅是为了最终的永恒目标，也是为了眼前的阶段性目标。
敬虔主义与文化参与并不相互排斥。“问题”在于，圣经中的耶稣——降生、被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为主和君王——充满了冒犯，而且十分独特。对于那些将耶稣视为某种更高目标的象征的人来说，这种冒犯性与独特性是存在的——耶稣在历史上存在过、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形有体有位格。对于寻求智慧的犹太人和寻求权力的希腊人来说，这种冒犯性与独特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作为与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教派互动的福音派新教徒，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的“唯独”教义也充满了冒犯性与独特性。
我们是否愿意宣告这些？责任公民联盟——以及我们——是否愿意将耶稣基督和信仰的独特教义置于核心位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Peculiar, Yet Not Peculiar Enough: My Reflections on ARC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