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海蒂·詹金斯（Heidi Jenkins）大学期间，美国动荡不安——街头骚乱、政治抗议、疫情肆虐，性解放运动方兴未艾。
“当时大学里掀起罢课潮，我也跟着参与其中，”海蒂回忆道，“我在哈佛广场游行，高喊各种口号。在我眼里，女权解放运动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我坚信我的身体我做主。”
因此，在著名的罗诉韦德案（Roe v.Wade）通过七个月后，海蒂发现自己怀孕时，第一反应就是预约计划生育诊所（即堕胎诊所——译注）。
“诊所的人告诉我，堕胎只是一个安全的小手术，”海蒂说，“手术后两天我就去露营了，想装作一切都很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的生育经历充满坎坷。婚后因不孕困扰，最终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才得以怀上双胞胎。让人意外的是，一年后她又自然怀孕了。但是，面对双胞胎幼儿的照料压力，加上丈夫经常出差不在身边，她又一次选择了堕胎。
“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她说。在这种煎熬中，她听了寇尔森（Chuck Colson）的演讲，决定信主。
“当时我想，试一试又何妨？”她说。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生活。“我开始研读圣经，逐渐理解神对我的安排和眷顾，明白了聆听神的话语、学习圣经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说。后来，她开始参加提摩太·凯勒主持的救赎者长老会，同时在一家帮助意外怀孕女性的公益机构做志愿者。
近二十年来，海蒂已经为数百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提供辅导。这些女性都面临着和当年的她一样的困扰：“既然堕胎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会感到如此愧疚？我究竟能否原谅自己？”
时至今日，尽管堕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困扰依然存在。自从海蒂 1991 年第二次堕胎以来，美国每年的堕胎数量已下降了四成以上——但近年来又呈现回升态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堕胎药物更容易获得，远程医疗咨询也更加普及。这两项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 2022 年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都明显增长。
在这些变迁中，海蒂始终如一：倾听有过堕胎经历女性的诉说，为她们提供援助资源，陪伴她们祷告，有时也会向她们传递基督的福音。
“神让我经历这些，自有祂的美意，”海蒂说，“祂可以使用我所有的过错。万事都在祂的掌控之中，即便是我们所犯的错误。”
二战结束三年后，海蒂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位证券经纪人，母亲富有艺术天赋。她的出生喜讯还登上了《纽约时报》）。
海蒂父母都是犹太人。一天，她父亲艾伦·盖奇（Alan Gage）从老板那里得到了一本新约全书，这本书引导他参加了葛培理的布道会，最终信主。从那时起，他开始给两个女儿读圣经，并着手寻找一个合适的教会。
“我记得我们全家投票，决定加入纽约上东区的一间长老会教会，”海蒂回忆起 12 岁时的往事说，“我们全家四口一起受洗，成为了长老会的成员。”
海蒂很享受去教会的时光。1963 年，她参加了坚信礼课程，在会众面前郑重确认了自己的信仰。
然而，进入大学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 年秋，海蒂入读惠洛克女子学院（Wheelock College，现已并入波士顿大学）。那年美国极其动荡不安——民权运动领袖詹姆斯·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在密西西比州参加示威游行时遭到枪击，越南战争正陷入胶着，《时代周刊》甚至刊文质疑“神是否已死”。
随着周遭环境的影响，海蒂逐渐不再去教会，转而投身街头游行活动。
“我开始参与波士顿的女权运动，”她说，“70 年代的女权主义宣传，我可以说是全盘接受，深信不疑。”
除了参加社会运动，海蒂主修教育专业，对新兴的“开放式课堂”教学理念尤为着迷。这种教学模式提倡大班教学，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学习，设立多个学习中心，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她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的第一份工作并不顺利——校方认为她是个嬉皮士——后来她转到了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任教。
“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一起工作，”海蒂回忆道。她与一位男同事坠入爱河，“然后意外怀孕了”。
海蒂很清楚，这个时机并不适合要孩子：她还未婚，没有自己的房子，教育学硕士学位也没拿到。更糟的是，她甚至无法向母亲求助——母亲刚刚因癌症离世。
没关系，她安慰自己。我能搞定。毕竟她参加过那么多女权游行——她深信这是她的身体，她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做主。
但那个被医生称为“安全、小手术”的堕胎，却引发了感染，随后她对治疗感染的青霉素又产生了严重过敏反应。
天啊，她不禁想到，这是神对我的惩罚吗？
她说，“虽然身体最终康复了，但我的内心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我总是担心自己再也无法怀孕了，我整天自责，开始自暴自弃。”
几年后，她最担心的事似乎真的发生了。
八十年代初，海蒂已是一位年过三十的成功广告客户主管。一个周末，她在长岛汉普顿斯与朋友度假时，在网球场上邂逅了一位年轻男士。
这位名叫鲍勃·詹金斯（Bob Jenkins）的男士同样是位三十多岁的精英，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坐上了一家房地产金融公司副总裁的位置。
当好友们打趣撮合时，海蒂说鲍勃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命运弄人，几周后两人便开始约会，两年后他们在砖石长老会（Brick Presbyterian Church）举行了婚礼。这座教堂隶属美国长老会（PCUSA），也是海蒂一家人常去礼拜的地方。《纽约时报》还专门登出了“海蒂·盖奇喜结良缘”的消息。
婚后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宽敞的公寓，蒸蒸日上的事业，海蒂也很快就怀上了孩子。
然而，海蒂不幸流产，她觉得这是神对她之前堕胎的惩罚。之后海蒂一直无法怀孕，更让她坚信这就是她必须承受的代价。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经历了无数次不孕治疗，包括尝试了五次当时最新的试管婴儿技术，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海蒂终于怀上了双胞胎。但这九个月的孕期对她来说仍是一场煎熬——剧烈的晨吐让她十分难受。在孕中期，她又出现了早产征兆，不得不服用药物，可是药物的副作用让孕期反应更加严重。接下来的三个月，她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会失去腹中的宝宝。
最终，她顺利产下了两个健康的宝宝，一个六磅重，一个七磅重。这对鲍勃和海蒂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相信神已经原谅了我曾经的堕胎，”她说，“我总是忍不住去唤醒熟睡的宝宝，就是为了确认他们还活着。”
就在双胞胎刚满周岁时，海蒂惊讶地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
令人讽刺的是，这次意外怀孕在海蒂看来，仿佛又是上天的一次惩罚。
“我们该怎么办？”鲍勃和海蒂不知如何是好。原本觉得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如今要容纳一对蹒跚学步的双胞胎和一条狗，顿时变得拥挤不堪。他们住的社区里没有一个公园能同时让孩子和狗玩耍。更糟的是，鲍勃·詹金斯最近刚刚升职。
“我要管理四个办公室，手下有五六十名员工，”鲍勃说，“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周六还得加班六到八个小时。忙的都要飞起来了......连喘息片刻的功夫都没有。”
鲍勃不想再要孩子。海蒂也清楚记得上次怀孕时的痛苦，那几个月只能卧床休养。现在有两个幼童要照顾，她哪还能再经历一次？何况他们的公寓本就太小——多一张婴儿床都放不下。双胞胎好不容易才能安稳睡过整夜，她实在无法想象要如何同时照顾三个孩子。
“第一次去私人诊所时，我说我们还需要时间考虑，”海蒂回忆道，“第二次去时，我又临阵退缩了。第三次，我依然没有勇气。直到第四次，我才最终下定决心做了手术。”
她永远记得自己站在自动取款机前的那一刻，“看着机器吐出一张张钞票，马上我就要拿去支付手术费用，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一次，无论是她还是鲍勃都没有感到解脱。
“我们立即就后悔了，”鲍勃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相互埋怨。”
“很明显，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海蒂说，“堕胎之后，我们卖掉了原来的公寓，在一个环境更好的社区买了更大的房子，那里有公园可以带孩子和狗去玩。双胞胎也开始上幼儿园了。之前所有让我担心的小问题基本都已经迎刃而解。”
然而，海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我完全崩溃了——对那些建议我堕胎的人，我既悲伤又愤怒。就这样，羞愧、内疚、焦虑、抑郁折磨着我。”
她的抑郁症很严重，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靠药物治疗。“那段时间的我大概让人很难忍受。”
就在这时，海蒂的姐姐邀请他们去听寇尔森的演讲。
南希·德莫斯（Nancy S. DeMoss）是寡妇，她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很有负担。在丈夫、保险业巨富阿特·德莫斯（Art DeMoss）去世后，她开始为非基督徒举办高端晚宴。这些晚宴多在德莫斯之家（DeMoss House）举行，这座建筑主要为学园传道会（Cru）的行政事工团队提供办公场所。海蒂的姐姐薇琪（Vicki）在德莫斯之家工作，她觉得鲍勃和海蒂会对寇尔森的演讲感兴趣。
果然不出所料。鲍勃在大学时期就听说过寇尔森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顾问，他们夫妇都记得这位顾问后来因妨碍司法公正而认罪。听说他在服刑期间成了基督徒，他们很好奇他会分享些什么。
“寇尔森分享了狱中的信主经历，”海蒂说，“虽然他做过一些令他后悔的事，但他身上却散发出平安与喜乐，让我羡慕不已。”
那时的海蒂虽然也去教会做礼拜，偶尔也会祷告，她以为这样就算是得救了。
“但寇尔森解释说，这些表面的举动并不能让我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她说，“他说每个人都必须让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神的爱，明白祂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在永生中与祂同在......演讲结束后，他给了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机会。”
当工作人员递给她一张需要勾选的卡片时——上面写着“我已接受基督”“我想了解更多信息”“我想参加查经班”——海蒂毫不犹豫地把每一项都打了勾。
海蒂开始在德莫斯之家查经，同时接受基督教心理医生的辅导。她把神宽恕的经文写在小卡片上，贴在各个地方——浴室的镜子上、钱包里、办公桌上，连遛狗的牵引绳上都贴着（比如《诗篇》103:12 和《约翰一书》1:9）。她还参加了研经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以及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妻子凯西带领的查经班。
那时候，救赎主长老会才刚成立两年，和詹金斯家的双胞胎一样大。像海蒂一样，教会早期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德莫斯之家接触福音并接受培训的。不久后，鲍勃和海蒂开始每个主日上午去砖石长老会，晚上则去救赎主长老会。
“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遇到劫匪时，正好在用索尼随身听收听提摩太的‘爱你的仇敌’的讲道录音，”海蒂说。所以当劫匪用枪指着她，叫她把东西交出来时，她异常冷静地回答：“给你，拿去吧！”
在海蒂父亲去世前，詹金斯夫妇一直陪他去砖石长老会做礼拜。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教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不认同。
“有一次我参加长老会议时，他们提议要举办一个支持堕胎的集会，”海蒂说，“我不认为支持堕胎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只有一两个人愿意站出来反对。对我和鲍勃来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决定离开了。”
2009 年海蒂父亲去世后，鲍勃和海蒂正式转入救赎主长老会。在复活节那天，海蒂在会众面前分享了她的个人见证。
她说，“很多姊妹来找我说：‘我真不知道还有人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我遇到许多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多岁的妇女，她们从未向人倾诉过自己堕胎的经历。”
海蒂很愿意倾听这些妇女的故事。她对此充满热忱，并于 2017 年从圣经辅导协会（Christian Counseling & Educational Foundation）获得了圣经辅导证书。
迄今为止，海蒂已经辅导过数百名打算堕胎或已经堕胎过的女性。
“按理说，堕胎后你应该感到轻松和快乐，”她说：“你应该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但现实是，很多女性做不到这一点。”
就连那些支持堕胎权的女性，也会对随之而来的悲伤和内疚感到措手不及。“她们通常会在事后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不稳定，”海蒂说：“因为堕胎是合法的，所以她们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些负面情绪。”
很多非基督徒找到海蒂，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刚开始时，我以为只要向每个人传讲耶稣，她们就会爱上祂，心里得到解脱，”海蒂说：“但即使是在 2005 年我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时，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
她学会了倾听她们的心声，试图理解她们的处境和想法。她也学会了即使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基督信仰，她也不会感到失望。她发现，在堕胎后互助小组中如果能有至少一位基督徒姊妹参与，往往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小组里有几位姊妹一起参加讨论，花上九周时间探讨神的话语及其含义，有时到最后，一些不信的人也会开始对信仰持开放态度，”她说：“虽然不是每次都能这样，但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这些年来，女性对堕胎的愧疚感和羞耻感没有改变，但公众的观点却在不断变化。自从罗诉韦德案在 2022 年被推翻后，一些原本主张完全禁止堕胎的人态度变得温和了。更引人注目的是支持堕胎权的选民立场愈发坚定——今年秋天各州将要投票的六项堕胎相关提案，都在寻求扩大堕胎权。过去是福音派更多地把堕胎视为投票时的“关键议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表示，他们绝不会投票给任何反对堕胎的候选人。
共和党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今年夏天，该党 40 年来首次发布的纲领中没有提出全国性的堕胎限制措施。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堕胎数量的走向。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堕胎数量一直在下降。但到了 2018 年左右，这个数字开始回升。
虽然很难准确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堕胎，但这种增长趋势似乎与堕胎药的普及密切相关。
这种堕胎药最初于 2000 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它的作用原理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堕胎：首先抑制体内孕激素的分泌，然后促使子宫收缩，从而导致胎儿死亡并排出体外。与手术相比，这种药物不仅更便宜、更方便，还能更好地保护隐私。像计划生育联合会这样的机构还向女性保证说，这种药物“比青霉素、泰诺和伟哥等许多常见药物都更安全。”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因服用过量泰诺而住院的人数确实更多，但这仅仅是因为泰诺的使用人群比堕胎药要广泛得多。事实上，即使按照正确用法服用堕胎药后需要住院的比例，也远远高于不当使用泰诺后需要住院的比例。）
在最近的总统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不会反对这种药物的使用。随后，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也表态支持开放使用这种药物。
表面上看，服用几片药片似乎比手术的创伤要小。但海蒂说，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很多女性都告诉我，服药堕胎比手术更加可怕，”她说：“因为整个过程中你都是清醒的，而且通常独自一人，孩子的父亲不在身边，或者根本就不在乎。有些人会出现大量出血，甚至不得不躺在浴缸里。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女性亲眼目睹了胎儿被排出体外的过程。”
海蒂说，有些女性告诉她，她们曾经昏厥过去或最终被送进了急诊室。“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药物堕胎的过程并不那么痛苦。”
她指出，由于这种方式过程更加直观，比起手术来往往会给女性带来更深的愧疚感和悲伤。她希望这些痛苦的经历能够促使更多女性加入互助小组。从今年年初开始，虽然她组织的小组规模不大，但参与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加。
“因为现在更多人在讨论罗诉韦德案，女性也更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海蒂说：“我现在每周的咨询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的。”
如果你问海蒂是什么让她走向神，她会告诉你是第二次堕胎经历。
“很不幸的是，这是神能唤醒我的唯一方式，”她说：“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神知道我的心。”
她亲眼目睹了祷告和圣经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能感动那些并不信耶稣的女性。
“小组里有位女性曾说：‘我为什么需要被宽恕呢？我又没做错什么，这是合法的啊。’”海蒂回忆说：“但到了小组活动结束时，她完全变了个人，甚至主动提出要做祷告。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海蒂经常向这些女性分享圣经中关于饶恕的经文——比如《以赛亚书》38:17 或《弥迦书》7:19。“神从未说过祂不能饶恕堕胎。”她说。
当她自己有时也希望能重来一次时，也会反复诵读这些经文来安慰自己。
“现在我明白了神是如何将我的堕胎经历变成一件美事——我的故事不仅为其他人带来了平安，还引导有些人找到了基督。”她说。
鲍勃也深有感触地说：“在神的手中，我们的过错都能化作对别人的祝福。”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From ‘My Body; My Choice’ to Hope in Jes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