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的迪伦·贝叶斯（Dylan Vegeais）有着一头卷曲的金色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还有自闭症。他可以说出动物园中展出所有43种蝴蝶的名字，并可以告诉你谁在当地商场制造了哪一个自动扶梯。
他还被诊断为脑瘫，脑积水（颅内积液）和口腔厌恶症。他很容易癫痫发作。
在大多数主日学的课堂上，迪伦的日子都不好过。
但是当迪伦走进他在伊利诺伊州惠顿的学院教堂（College Church）的房间时，维克多（Victor），一名带着吉他，并有着美妙声音的志愿者迎接了他。
维克多开始唱“我这小小的光”，不久，迪伦紧握的手放松了。
迪伦的教室很特别。有普通的桌子和椅子以及颜色鲜艳的玩具。 但魔术贴把门关紧了——其中一个孩子很爱跑来跑去，魔术贴让他放慢了脚步，足以让志愿者在他逃跑之前抓住他，雪莉·斯旺森（Shelley Swanson）老师说。 这个房间是专门给“明星们”设置的——（STARS）学院教堂对那些有智力和发展障碍的人的称呼——他们不适合传统的教室。
琼妮之友事工的教会关系主管Mike Dobes说, 这个房间是各教会日渐增长的残疾人服事趋势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连接的教会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在网络方面有一些巨大的增长，因为教会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但是，如果将这个数字与教会的总数进行比较，‘有残疾事工的教会’仍然是极少数。估计有80％到85％的教会没有任何帮助残疾人的事工。”
那些有智力或发展障碍的人可能会成为教会中隐形的少数群体，但他们与其他人一样需要听到福音。
“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认识耶稣的能力，”唐·克拉克（Dawn Clark）说，他最近从带领了12年的STARS项目的位置上卸任。 “如果他/她能更好的融入课堂，那非常好； 如果他/她在一个独立的教室里效果更好，那也很好。社会化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接纳每个人到班里，却不能教给他们关于耶稣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做的不对。”
在任职期间，克拉克提供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学院教，STARS事工增长了不止两倍。项目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初只有一个孩子和一个看到这个孩子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耶稣的志愿者，克拉克说。
“这个志愿者找到长老，为这个孩子找了一间教室，这样她就可以学习和了解耶稣了，”克拉克说， “到70年代，这个班有10名学生。”今天，STARS项目有150多个这样的家庭。
学院教堂的故事听起来很像由吉尔之家的执行董事卡梅隆·杜利特尔（Cameron Doolittle）讲的一个故事，吉尔之家是由弗吉尼亚州麦克林市的麦克林圣经教堂（McLean Bible Church）创办的残疾事工部。 在洛恩·所罗门（Lon Solomon）牧师和他的妻子布伦达（Brenda）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吉尔在生命的头两年饱受癫痫折磨之后，他们走投无路了，杜利特尔说。
“看到他们的牧师在他们面前受苦，激起了会众的同情之心。 ”他说，“多年来，这份同情之心在吉尔之家已经发展成为各种不同的项目。”
吉尔之家于2010年建成，为那些因照顾残疾孩子而筋疲力尽的家庭提供夜间喘息的机会。 第一个周末他们就接收了六个孩子。 今年，他们将服务500多个家庭。
“这都源于一个故事，仅仅是一个教会认识又热爱并且想要照顾的人”杜利特尔说。
美国长老会残疾事工部部长、《同一个湖，不同的船》（Same Lake，Different Boat）的作者斯蒂芬妮·胡巴赫（Stephanie Hubach）说，像STARS和吉尔之家（Jill's House）这样的残疾人事工与大多数教会的需求相比庞大的超乎寻常。 事实上，对绝大多数教会来说，甚至不需要一个独立的残疾事工。
她说，那些较小的教会往往更像家庭的运作，每个家庭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把圣餐带到那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男子那里，或直接去照顾主日学课堂里的两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构成了一项残疾人事工。
胡巴赫说：“因为残疾事工是关系式的，所以并不是那么程序化。” “它就像是按下了教会生活中的福音按钮的刷新键。 这一切都是关于福音，关于简单地使其尽可能地易于接触，使盲人可以看到它，聋人可以听到它，智障人士可以理解它，身体残疾的人可以进入教堂聆听它。”
“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她说，“就不会那么令人生畏了。”
胡巴赫说，教会对残疾人士的态度始于她的世界观。 一个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残疾是一个正常世界中不正常的生活部分。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反对这个角度，并宣称残疾是正常世界的正常组成部分。
这两种观点都不令人满意，她说。 “谁想被视为畸变？ 或者是否认带着残疾生活的艰难现实？”
她说，教会需要超越这些文化观点，接受符合圣经教导的关于残疾的观点。这个观点包含两部分：功能方面是指一个人的智力或发育残疾水平，以及社会方面——这也同样强大——涉及社会如何对待这些人。
“圣经是唯一能够在残疾的功能和社会方面找到完美联系的地方。”她说，“这是在一个异常世界中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改变了一切，她说。“那么损伤就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中一个破碎的身体里的一部分，但社会维度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的破碎心灵的一部分。 圣经是唯一合理地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它也为你提供了一个以尊重为本的关系的根基。
胡巴赫说，为残疾人服务，无论它看起来像是另一间主日学教室，还是在现有教室中添加的额外援助，对于一个教会的生命和健康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是我们自己深层的灵性残疾将基督推上了十字架，那么我们就不明白福音。如果我们明白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为了帮助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去主日学需要做些什么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带领特殊需要事工》（Leading a Special Needs Ministry）的作者艾米·芬顿·李（Amy Fenton Lee）说，每个教会都应该做一些事情来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服务，她称这本书好比一种如何把这些孩子及其家庭包括在内的“食谱”。“目前的统计非常令人震惊。各种规模的教会，只要他们有一个属于自闭症范围的孩子，大概都有一个家庭已经参加，或曾经试图参加，或者即将努力参加。”
（关于“在范围内”的说法在残疾事工历史上是一个明显的差异。杜利特尔说，几十年前在儿童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地方，今天的孩子更有可能患上自闭症。）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Colorado Springs）伍德曼谷礼拜堂（Woodmen Valley Chapel）前残疾事工负责人，凯蒂·加尔沃特（Katie Garvert）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残疾事工的问题：创建一个单独的项目，或者扩大现有的项目，将残疾人士包括其中。
她说，第一步是要找出那些需要特殊帮助的人。 这件事可能会比较麻烦——胡巴赫请她的牧师们估计一下他们的教会里有多少残疾人，结果被低估了50%。她继续说到，尽管教会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在运作一个特别的残疾事工部门，他们还是低估了50%。
“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与他们的老师、朋友一起，或者借助课程内的某些内容找出他们的行为模式，”加尔沃特说， “把这些信息交给爸爸妈妈。”
她说，在邀请父母参与进来之后，某个周日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看看它是否有效。 这个变化可能是在房间里增加一个助手，让一个十几岁的志愿者作这个孩子的伙伴，或者当事情变得太刺激时让孩子休息一下喝杯水。
这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 但是“父母知道你正在努力，”加尔沃特说。 “即使你只是在收集数据，你也正在找出答案。”
李说，这项工作收获欢乐的祝福。她的入门建议是：“把你认识的并且确认有残疾的孩子带来，然后创造一些美妙的体验。分享这些故事，让它具有感染力，而不是创建文档和政策。这些工作是必要的，总会在某个时候水到渠成。你想要先分享祝福。”
增加一名残疾人事工倡导者作为志愿者或工作人员也是有帮助的，胡巴赫说。这个人不仅要努力确保残疾人士被纳入在项目中，而且还应该致力于或许通过教会通讯的文章或者讲一堂课的方式教育整个教会。
“教育是一件持续的事，”她说，“红十字会的古老格言说，知识取代恐惧。”
因为开始一个残疾事工可能会是可怕的。
“我们本能地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和表达一种需求是值得赞美的。”以勒姆基督服务中心（Elim Christian Services）推进部主管丹·范德·普拉茨(Dan Vander Plaats)说。 以勒姆（Elim）是芝加哥西南郊区的一所残疾人学校和成人服务项目。“但是也有一种几乎可以理解的阻力。”
有些教会看不到这个需要，另一些教会则担心医疗问题，比如如果有孩子癫痫发作会发生什么；或者财务问题，比如如何支付员工工资或住宿费用。
克拉克说，挑战是可以克服的。 “与其只看到障碍，我们必须说，‘是的，这是真的。’我们该如何处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有些事情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冒风险的主。”
朱莉·克莱门斯（Julie Clemens）说另一个挑战可能是吸引或留住志愿者，因为很多人以为他们需要一个学位来与有特殊需求的人一起工作。今年夏天朱莉刚刚接管了学院教堂的STARS项目。
志愿者不需要特殊的学位，但是如果要运行独立的项目，则需要很多的志愿者。
在迪伦的教室里，充满了5到13岁的孩子们，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志愿者。在那些青少年或成人STARS的教室，每三或四名学生就有一名志愿者。
八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一个功能较低的成人教室里，STARS的人数恰好和志愿者人数一样多。
其中一名志愿者叫劳里·史密斯（Laurie Smith），她是一名护士和在家教育孩子的母亲。她和一位在STARS工作的朋友交谈后便报名做了志愿者。她还带来了她的丈夫伊恩（Ian），一位高中行政管理人员。
这是他们的第二天，他们热情洋溢。
伊恩说，第一天的尴尬“也许持续了五秒钟，” 然后，欢迎是如此热烈，就不再感到奇怪了。
劳里说：“这里有足够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可以帮助你，告诉你怎么做，这真的不是什么吓人的事情。”
伊恩说，志愿者“不需要特殊技能”。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坐在某人身边帮助他们涂色或唱歌的工作是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做过的事情。
“这真像是在这里当妈妈，”劳里说。
STARS每年都会培训他们的志愿者，确保他们参加一项主日崇拜服事，并给他们假日和暑期休息，安排短期志愿者来替代他们，以此来保持志愿者的活力。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回来，”克莱门斯说。
加尔沃特还建议要坚持与教会的行政人员交谈。 “这不仅仅是任务清单中的一项，”她说：“你正在教育和成为教会内部的一个声音。”她接着说，一遍又一遍地向项目带领者讲述他们面对的困难，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包括和容纳残疾人士，是至关重要的。
范德·普拉茨说，一个志愿者和一个教会与残疾人的关系将在五个阶段之间进行。首先是无知，志愿者对残疾一无所知。然后会变成怜悯，只要志愿者不会一直卡在这里，怜悯就会有所帮助。
有语言障碍的范德·普拉茨说：“圣经呼吁我们要怜悯人。人们需要怜悯我，因为他们需要多等一会儿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必须有耐心才能理解我说的话。”
怜悯之心感动人们询问他们可以如何提供帮助。这使他们进入了第三步，同情，又融入到第四步，友谊。当教会里的人把他们残疾的弟兄姐妹视为服事基督的同工时，所有这一切达到了高潮的最后阶段。
范德·普拉茨说，这些阶段更像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一份清单。 “我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我和很多有和残疾人相处经验的人分享了这个看法，他们说：‘老实说，我每天都要经历这些阶段，而且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很多年。’”
克拉克说，评估个人和教会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很好的。“这是一个旅程。你认为你的教会在旅途中的哪一站？如果还处于无知，或许你可以着手教育工作；也许你在做看护的工作，却忘记了残疾人也可以有所贡献。”
杜利特尔说，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一个教会受呼召在马拉维修建水井，那么把一个有残疾孩子的家庭指向街尾另外一个有大的残疾人事工的教会就是一种健康并符合圣经的回应。
“但是对于那些决定参与的教会来说，这是很多祝福的源泉。” 他说，“上帝教导我们很多关于祂自己和祂对我们的忍耐，以及按照祂的形象被造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快乐和成长的源泉，通常从一对夫妇开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进来，它会继续成长。”
STARS项目已经从自给自足的主日学课堂，扩展到了“包容伙伴”，给那些可以参加常规课堂的人，每月两次周五晚上欢乐课堂的手工和活动，以及每周三晚上的合唱团。
启动和运行这些项目让教会可以接触到另一个群体——残疾人的家人。在每月两次的周五晚上欢乐课堂的例会时间，学院教堂为父母提供一个支持小组，或者为夫妻提供一个晚上的休息日，让他们可以重新增进感情。
吉尔之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从主日学开始，扩展到日营和旅行，以便让父母可以休息一下。
杜利特尔说：“家长们的真正需要是一夜的喘息。”当吉尔之家开始为孩子们提供过夜服务时，他们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合作，追踪其对父母压力水平的影响。
“残疾儿童的父母生活在比正常人高出约60％的压力水平之下。”杜利特尔说，“离婚更多，对兄弟姐妹的关注更少，自杀的企图更多。我们介入并打破这个循环。”
一夜的休息可以让父母的压力水平降低60％，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治疗脑瘫或自闭症，但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治愈压力水平的差距。”
诀窍是让父母休息一下。
杜利特尔说：“父母们为这些孩子奉献了全部，不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几乎成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为了服务父母，你必须首先让他们相信，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的项目是安全和有趣的。
“你不能以‘这对你有好处，你又可以去参加教会了’为起点吸引他们”，杜利特尔说，“当你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他们会回来说：‘我不知道我有多需要这个。’但是如果你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吸纳学生，这是行不通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自从卷发的迪伦（Dylan）出生以来，达娜·捷克拉（Dana Rzechula）一直为在倾心为他付出。她说，这个旅程非常艰难，而且常常是孤立无援的。能在学院教堂这样的地方找到团体和支持是非常宝贵的。
“当所有人都希望尽可能少地帮忙你的孩子时，能遇到那些重视你孩子的人，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她说：“你来到学院教堂，这里有基督的爱。”
译：Shaylene Grace；校：刘晴。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et No Special Need Hinder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