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I.巴刻于2020年7月17日与主同在了，享年93岁。
巴刻终其一生在圣公会教会服事，他前半生在英国服事，后半生在加拿大，但也许在美国最受欢迎。他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面向普通信徒写作的神学家之一。
在他近70年的写作和事奉中，他强调认识、祷告并与三位一体的神相交的重要性。他呼吁教会认真对待圣洁和悔改，与圣灵同行，与内在的罪争战。他捍卫圣经的权威性，倡导用教义性的要理问答造就门徒。而且他把他所爱的清教徒先驱们重新介绍给很多代的信徒，他认为清教徒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就像“红木”一样珍贵。
他把自己看作是 “一个呼唤人们回到真理和智慧古旧之路的声音”。他一生都在抵制这样的一种错误观点：“越新越真实，最近的才是体面的，每一次立场转变都是一种进步，每个领域最新的口号必定就是最贴切的定义。”
虽然他愿意参与和回应当代争议，但他写道：“我更愿意被人当作一个牧者来纪念。”
詹姆斯·英奈尔·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于1926年7月22日出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北部的特温宁村，是詹姆斯和多萝西·巴刻的第一个孩子。他唯一的妹妹，玛格丽特生于1929年。
巴刻夫妇在社会阶层上属于中下层，是挂名的国教（圣公会）信徒。他们忠心地参加附近的圣凯瑟琳教堂聚会，但在家中从不谈论神的事情，甚至连饭前祷告都很少有。
1933年9月，年仅7岁的小巴刻从校园里被一个霸凌者追到街上，一辆路过的面包车猛烈地撞上了他，使得他不得不进行脑部手术，还要住院三周和离校在家休养半年。他的额头右侧额骨发生了凹陷性复合骨折。他后来比喻说，这就像用鸡蛋羹敲鸡蛋壳的顶部一样，当地医院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为他取出了碎骨的碎片。医生要求他在伤处戴上一块黑色的保护性铝板，用松紧带固定，并同时禁止他参加任何运动，导致这个年轻的独行侠进一步将自己限制在阅读和写作等事情上。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一直戴着这块保护板，到了十五岁，他拒绝再戴上它。
1937年，在他11岁生日的早晨，巴刻醒来时，希望能看到一辆自行车在等着他——那是他曾向父母暗示的传统成年礼物。相反，他的父母给了他一台旧的、状况良好的奥利弗重型打字机。他的传记作者麦葛福（Alister McGrath）指出了这礼物的精神意义：“巴刻并没有想要这个打字机，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礼物，也是他少年时代最珍贵的财产。”
1937年秋天，巴刻升入隐代学校（Crypt School），他成为班上唯一专攻“经典”的学生。对此，莱肯写道：
这所学校本身就很有声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39年，也就是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建立英格兰教会的那段时间。这所学校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教堂建筑的地窖（crypt）或地下一层建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巴刻当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但这学校好像预言了他后来的成就，这所学校的知名校友还包括著名英国布道家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他和一个父亲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牧师的同学下棋，这个男孩试图说服巴刻接受一位论，但巴刻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接受新约圣经的某些部分，却拒绝耶稣的神性。他在十几岁时已经读了C. S.路易斯的《地狱来鸿》，随后又读了《返璞归真》，还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他祖母的那本钦定本圣经——所有这些都为他巩固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基本框架（尽管他仍然缺乏带来拯救的信仰）。他后来将自己当时的状态描述为得救的“半途中”。
巴刻14岁时在圣凯瑟琳教堂受坚信礼，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听说什么叫归信，也不知道什么是得救。
十八岁时，巴刻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学习古典文学。他来到牛津时是一个笨拙、害羞、追求知识的怪人（这是他自己的描述）。他手里只提着一个行李箱就来到了伦敦。他父亲当时是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职员，这使得年轻的巴刻能够拥有一张免费的火车票，得以乘坐一个多小时之久的火车。
三周后，也就是1944年10月22日，巴刻参加了圣奥尔德特教堂周日晚上的福音布道会。一位年长的圣公会牧师在那个聚会上讲道，他的解经让巴刻感到无聊。但在讲道的后半段，牧师讲述了在一个男童营中，他如何被质疑是否真是基督徒的经历。巴刻在那个故事中认出了自己，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认识基督。在发出讲台呼召之后，伴随着《照我本相》的歌声，巴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他当时离十八世纪布道家怀特腓1735年信主的地方只有几码之遥。
同年，即1944年，一位退休的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因视力下降，将他的大型图书馆捐给了牛津大学校园团契（OICCU）。OICCU的领袖们把这些书都存放在地下室里，并问书虫巴刻是否愿意整理这套书，其中包括十六、十七世纪的经典作品。
巴刻很快从中找到了一套还没有切边的十七世纪清教徒约翰·欧文的著作。巴刻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其中关于诱惑和罪恶的一卷。他把这套书裁开并贪婪地读完了其中的内容。他后来写道：“我想，我欠约翰·欧文的，比欠任何其他神学家（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都多。我确信，我欠他那本关于治死罪的小书，比欠他写的其他任何东西都多。”
他后来请求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后世的清教徒，看自己为这样的一个人：“像那些伟大的17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属灵领袖一样， 试图在自己身上整合学者、布道家和牧师的角色， 并出于这个目的对你们说话。”
他经常将清教徒的灵性与当代福音派的灵性进行对比，呼吁后者模仿前者，尤其是在与神相交方面：
当基督徒聚会时，他们就自己的服事和属灵兴趣彼此交谈，他们也聊他们共同认识的基督徒熟人、教会的状况，以及神学问题，但很少谈论他们在神里面的日常体验。
现代基督教的书籍和杂志包含了许多关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伦理、基督教问题、基督教服事的内容，但很少涉及与神相交的内在景况。
我们的讲道包含了许多正确的教义，但却很少涉及灵魂与救主之间该有的对话。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探讨神如何与罪人相交这一事实和神迹。我们只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这样，我们就清楚地表明，与神相交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小事。
巴刻的第一篇发表文章写于1952年，题目是“清教徒如何看待因信称义”（《福音季刊》总第24期，1952年第三期，131-143页）。
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1948年），他在伦敦橡树山神学院担任了第一个教职，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一些哲学）教员。在1948-1949年的这一学年，22岁的巴刻每周日晚上都会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听50岁的钟马田医生讲道。巴刻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他回忆说：“它电闪雷鸣般向我袭来，至少给他的一个听众带来了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多的关乎神的感觉。”“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巴刻写道，“我确信，在我的生命里，他给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老师都要多。”随着两人更多相互了解，巴刻向钟马田建议开始定期聚会，帮助人们理解和应用清教徒的神学。他们共同创办了“清教徒论坛”（Puritan Conference），并一起主持了近二十年。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巴刻在牛津大学威克利夫学院学习神学、预备按立，然后从事博士研究。1952年，他被按立为英国圣公会的执事，1953年又在伯明翰大教堂被按立为牧师。
1952年至1954年，他在伯明翰郊区哈伯恩的圣约翰教堂担任副牧师，同时在牛津大学完成了长达400页的关于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博士论文。1954年，他被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54年7月17日，巴刻与威尔士女子基特·穆莱特结婚，她是一位年轻的护士，是他1952年春末在萨里的一次演讲活动后认识的。他们一起领养了三个孩子，分别是路德（Ruth）、拿俄米（Naomi）和马丁（Martin）。
1955年，巴刻夫妇搬到了布里斯托尔，在那里，巴刻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一直担任丁道尔学院讲师。在这段任期内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
第一篇题为《凯锡克主义与改革宗的成圣教义》（《福音季刊》总第27期，1955年，153-167页），指责凯锡克主义所教导的成圣是一种“高阶生命”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伯拉纠主义。那场论战可能是巴刻表现最激烈的一次，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的牧者心肠。他不想让别人也经历在学生时代几乎使他绝望的“虔诚主义的愚蠢”（“pietistic goofiness”）。他后来写道：
如果你说，只要不太过注重细节，（凯锡克主义）这种教导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我认为这算不上是什么好建议。
我认为我们必须说，如果你真的认真对待凯锡克主义的细节，它不但不能帮助你，而且还会摧毁你，这是一套完全令人沮丧的教导。
他的传记作者麦葛福回顾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并写道：“……没有人回应他。”
……凯锡克主义者们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也没有反驳巴刻提出的批评。人们普遍认为，巴刻的批评标志着凯锡克主义在年轻福音派中主导地位的结束。
第二部作品发表于1958年3月，
31岁的巴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基要主义与神的道》（英国由IVP出版，美国由Eerdmans出版，中译本由福音证主协会出版），为新教圣经权威性和无误的历史性立场进行辩护。
就这本书，迈克尔·里夫斯（Michael Reeves）写道：
“它为高举《圣经》的福音派人士带来了道德激励，帮助他们提高思考圣经的复杂程度和留意细微差别，这本书确立了巴刻在福音派运动中作为神学领袖的地位。”
1961年，巴刻夫妇搬回牛津，在接下来的9年里，他在拉蒂默楼（一个巴刻和约翰·斯托得为从神学上加强英国教会而创办的福音派研究中心）先后担任图书管理员和负责人。
1960年代，编辑伊丽莎白·布劳德（Elizabeth Braund）邀请巴刻为他们的小型双月刊《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撰写一系列文章，提供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指南。巴刻每隔一个月写近二十几篇文章，持续了五年。
1970年，巴刻回到丁道尔学院担任校长。第二年，丁道尔学院并入新组建的布里斯托尔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莫德（Alec Motyer）被任命为校长，巴刻为副校长。然而，这一转变让巴刻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
1970年代初，巴刻与校园出版社（IVP）联系，希望将《福音杂志》上刊登过的系列文章出版成书。出版社的答复是，他们需要他先写一本书评论席卷英国的灵恩问题，才会考虑由他写一本关于其他主题的书。
于是，他只好把那些文章拿给Hodder & Stoughton，后者欣然接受出版。美国校园出版社拿下了该书的北美版权。这本书于1973年出版，书名为《认识神》（Knowing God，中译本由福音证主协会出版）。这本书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名声，并继续销售了一百五十多万册。“这本书之所以畅销，”他写道，“是因为对神的无知是当今教会大部分软弱的根源。”
1977年2月，巴刻与史普罗（R. C. Sproul）、葛士那（John Gerstner）、贾诗勒（Norman Geisler）和邦森（Greg Bahnsen）在加利福尼亚赫蒙山举行了关于圣经权威的会议。同年晚些时候，国际圣经无误委员会成立，一年后，该委员会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史普罗为其主要作者。
1979年，巴刻在牛津大学本科时期的好友詹姆斯·休士顿（James Houston）邀请巴刻加入温哥华维真学院教职。巴刻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使他可以在没有行政职责的情况下专心教学，他的家人也进行了跨大西洋的搬迁。他后来一直在大学里保持教学职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6年，巴刻从全职教学中退休，此后又兼职教课。
巴刻的一生并非没有教义上的争议和关系上的破裂。
1966年10月，在福音派全国大会（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期间，钟马田发出呼吁，要求福音派离开教义混杂的教派（如英国国教），而与独立的福音派教会协会相交。主持会议的斯托得在钟马田发言结束后公开反对这一倡议，这一行动违反了不成文的规矩。巴刻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他是当晚通过电话听说的），但他站在斯托得这一边。1970年，当巴刻与同为圣公会福音派的科林·布坎南（Colin Buchanan）和两名英籍天主教徒一起出版《成长进入联合：形成英格兰联合教会的倡议》（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时，裂痕变成了全面的破裂。这本书导致了钟马田与巴刻德分道扬镳，将他从《福音杂志》的董事会中除名，并取消了他们共同创办的清教徒论坛。
1994年3月，巴刻的普世主义倾向又引起了问题。他与几个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徒一起在寇尔森（Charles Colson）和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共同发起的“福音派和天主教联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声明上签字。史普罗（R. C. Sproul）曾说过，“当战争变得血腥时，我希望巴刻在我的散兵坑里。”但巴刻签署的文件让史普罗和其他人感到费解，他们认为这一声明措辞上相当模糊，好像是在说福音派和天主教即便在其他神学观点上仍然存在分歧，却在福音上能够达成一致。即便巴刻和史普罗都认同称义的教义，但史普罗坚持认为称义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教义”（essential），而巴刻则更愿意说它是“中心教义”（central）。巴刻后来了一篇文章说明他为什么要签字。
第三次痛苦的分开发生在2002年，当时圣公会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教区的主教会议授权其主教祝福同性结合，巴刻是当场离开会议以示抗议的主教团成员之一。他解释了原因：
因为这个决定，在其背景下， 伪造了基督的福音， 抛弃了圣经的权威， 危害了对人类同胞的救赎， 并背叛了神为教会指定的角色：作为神圣真理的堡垒和屏障。
2008年，巴刻的教会（加拿大圣公会最大的教会圣约翰大教堂）投票决定退出加拿大圣公会，加入阿根廷一个更正统的圣公会教省。因此巴刻和其他神职人员遭到停职（他们在按立时被授予的教导圣言和施行圣礼权力被撤销），原因是：（1）他们公开违背加拿大圣公会的教义和纪律，以及（2）曾寻求或打算寻求加入加拿大圣公会以外的其他宗教团体。
巴刻在解释他为什么当时决定离开会议时说：
几十年来，在我的神学之路上， 我每一次都在问自己， 保罗会和我在一起吗？如果他处在我的位置上，他会怎么说？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事情提出我认为他不会认可的观点。
他的传记作者莱肯指出，几乎不可能为他的著作构建一个全面的书目：
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巴刻遵循的政策是，几乎进入他面前打开的每一扇门。他的著作如此之多，以至于无法清算，因为数量太庞大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载体太多，很难区分出版物、私人印刷品或者文章，另一个原因是巴刻经常以不同的书名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同一本书。这还不算他的许多著作都被重新出版，有时带着新书名。
除了《认识神》之外，他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应该包括《传福音与神的主权》（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1971. 中译本由改革宗出版社出版）和《追求敬虔：清教徒的生活视角》（ The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中文名暂译）这两本书，以及论文《因祂宝血得救》（“Saved by His Precious Blood: An Introduction to John Owen’s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 1958）和《十字架成就了什么？》（“What Did the Cross Achieve? The Logic of Penal Substitution”，1974）。
除了自己的写作和教学外，巴刻还担任神学顾问、辅导者和荐书人。80年代初开始，随着编辑和神学家肯尼思·甘泽（Kenneth Kantzer）回到三一福音神学院（TEDS）任教，巴刻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聘为高级编辑，定期到办公室访问、提供神学评论，并从神学、社会学和新闻学上是否优秀的角度对每期杂志进行点评，甚至包括杂志的图文和主题。
巴刻愿意推荐书籍，这是一种爱的劳动，目的是帮助非专业读者。他写推荐词常常很慷慨，也许有点过头了，不过对于任何质疑某项推荐的人，他坚持让他们仔细阅读他所写的推荐，不仅要注意他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没说什么，以及他是怎么说的！他的表扬往往本身就是简明的经典之作。
他经常被问到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他通常会给出以下书籍列表：
他最喜欢的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他最喜欢的消遣阅读类型是谋杀悬疑和侦探小说，七岁时就读完了他的第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书籍。（“我最喜欢的是悬疑的尖锐迷惑、侦探的高超脑力，以及通过洗清无辜、揭露有罪的人来伸张正义。”）
但他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书是《天路历程》，他在基督徒生活中每年都读这本书，直到黄斑病变使他无法阅读。
巴刻的另一个个人兴趣是早期爵士乐。13岁时，有一天晚上巴刻在家里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音机，播音员决定播放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Jelly Roll Morton的”Steamboat Stomp”。“我记得我起身走到收音机前，把耳朵贴在喇叭上，就这样把音乐‘喝’了下去。我留下的只有喘息，它好像带走了我的呼吸。”在牛津大学，他为一个叫“强盗”的爵士乐队吹单簧管，不过后来他退出了，因为这影响了校园团契的周六聚会，而且有人告诉他爵士乐是属撒但的。不过后来，他宣称“以基督教的标准”，他认为“早期爵士乐是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之一。”
在钟马田1970年写给巴刻的一封信中，他结束了巴刻与清教徒论坛的关系，而且还写道：
这些年来，你已经知道，我不仅对你的思想和智力的伟大天赋充满钦佩，而且我对你本人也非常尊重。我本以为你很快就可以就怀特腓的神学写一本重要的著作，但你却觉得自己蒙召参与教会事务。对我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悲剧，是教会的真正损失。
巴刻最接近系统神学的著作是他的《简明神学》（Concise Theology），用每条大约600字的篇幅为94条教义勾勒出神学定义。（最近十架路出版社打算重新出版该书精装本，原计划在巴刻94岁生日时上市）在一个典型的巴刻式句子中（他的句子往往把一些东西同时“包装”在一起又具有扩张性），他这样解释这个项目：
作为一项活动，神学是一个由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的学科组成的猫窝。阐明文本（释经学），综合它们对它们所处理的事物的看法（圣经神学），看看过去如何阐述信仰（历史神学），为当代确定信仰框架（系统神学），找到它对行为的影响（伦理学），赞美并捍卫它的真理和智慧（护教学），界定基督教在世界中的任务（宣教学），为在基督里的生活（灵修）和集体崇拜（礼仪）储备资源，以及探索事工（实践神学）。
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巴刻认为这个项目可以成为他对全球教会最重要的投资之一。位于伊利诺伊州惠顿的十架路出版社的总裁Lane Dennis博士邀请巴刻担任一个圣经翻译的总编辑。最终是巴刻提出了这个名字：英文标准版（ESV）。
该书最后于2001年出版，巴刻后来反思道：
我有幸担任英文标准版的总编辑，现在回想我们在编辑该译本时所做的事情，我发现自己非常强烈地怀疑，这是我为天国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巴刻的“最后一次十字军”是致力于帮助教会恢复要理问答。他的最后几年一直致力于说服北美教会更新要理问答（基督教信仰指导）的必要性。这项工作在《成为基督徒》这本书中达到了高潮，该书是北美圣公会（ACNA）的的要理问答手册。
他此生能够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让妻子在家中为他朗读建立在他多年课堂教学基础上的《圣公会神学遗产》（The Heritage of Anglican Theology）手稿，并同时进行最后的口头编辑，该书将于2021年5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
他有时会想，关于他的神学和牧师生涯的评论者是否忽略了巴刻个人的一面，包括可以在他生活中看到的幽默和他眼中的闪烁泪花。他不希望被描绘成一个玻璃罐里的大脑或仅仅是一个思想的传播者。
他的老朋友提摩太·乔治这样描述观察他的感觉：
他的笑容是不可抑制的，他的笑声能给最阴沉的会议带来光明。
他对人类和人道的一切事物的爱，都在他的身上闪现。
他对思想的掌握以及用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能力无与伦比。
他对各种虚伪的东西从来都不耐烦，他有很深的圣徒品格和精神境界。
就个人而言，我只能补充一点，在我有幸与他的每一次接触中，我离开时都认为他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个亲身遇到了救主的人。每一次我都有一种深深的渴望，不是要更像巴刻，而是要更像基督。
在《认识神》中，他写道：
如果你想判断一个人对基督教的理解有多深， 就要找出他对作为神的儿女和以神为父的想法有多大的兴趣。如果这没有促使和控制他的敬拜和祷告以及整个人生观的思想，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太理解基督教。
虽然他的属灵思想是那样的成熟（林前14:20），但他一生都保持着孩子般的谦卑和对神的信靠（太18:12），他始终没有忘记被天父认识和收养、与基督联合、靠着圣灵行走的奇妙。
2015年，在为十架路出版社拍摄一部关于巴刻的纪录短片时，到了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不在镜头前，我问有一天他不在了，他希望如何被人记住。
在回答任何问题之前，无论问题多么常规，他都会以他特有的方式停顿一下，然后回答道：
当我回顾我所经历的生活时，我希望被记住的是一个声音，一个专注于圣经的权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他为我们的罪所做的替代性牺牲和赎罪神迹的声音。
我希望被人们记住，我是作为一个呼唤基督徒成圣和挑战基督教道德标准失误的声音。
我希望被人们记住，我是一个在争论中总是彬彬有礼，但不妥协的人。
我请你和我一起感谢神对我的带领，我希望、盼望、祈求你也能享受到神对你的明确带领，以及在做他布置给你的任务时，得到和我一样的帮助。
麦葛福，《全民神学家巴刻》
莱肯，J. I. Packer: An Evangelical Life
Sam Storms, Pack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Mike Reeves, "The Puritan Theologizer. J. I. Packer", 收录于《你应该知道的神学家》（Theologians You Should Know）一书。
Timothy George, ed., J. I. Packer and the Evangelical Future: The Impact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J. I. Packer (192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