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当今世界基督教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全球 22 亿基督徒中，非洲信徒占据了相当可观的比例：大约 30%的福音派教会信徒、20%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信徒，以及 15%的天主教徒都来自非洲大陆。此外，非洲还拥有几大重要的东正教教会，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特瓦希多东正教会（Ethiopian and Eritre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es）、以及亚历山大的科普特东正教会（Coptic Orthodox Church of Alexandria）。
早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就在北非扎下了根基。以北非为基点，基督教逐步向非洲腹地延伸。在与伊斯兰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互动过程中，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到了 15 世纪，随着葡萄牙天主教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传播，基督教在非洲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现代宣教运动和非洲本土基督教运动在这些早期基础上蓬勃发展。而当代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基督教的兴起，又给非洲的教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步入 21 世纪，非洲的教会已经转变成为宣教输出地，开始在世界各地积极传播福音。这段跨越千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交织的历史阶段来梳理。
耶稣曾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福音最早传播到的地区之一就是苏丹。当时，“埃塞俄比亚总管银库的太监”（现今苏丹美罗伊地区的财务官）相信了腓利所传的福音，接受了洗礼，并将这一信息带回了非洲。
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一直传承着这样一种说法：使徒多马和记录福音的马可在亚历山大教会的创立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北非早期基督教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三世纪末。当时，由于大批犹太社群成员的归信，基督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出人意料的是，逼迫反而成了推动基督教发展的一股力量——它不仅深化了非洲基督徒的信仰，还激励他们勇敢地向越来越多对基督教持同情态度的非洲民众作见证。
此外，在亚历山大教理学校任教的几位重要教师也为基督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潘天纽（Pantaenus）、俄利根（Origen）和克莱门特（Clement）。这些教师尝试用希腊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基督教，以便北非的知识分子能更好地理解。然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时甚至会因关于基督本质和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问题而引发激烈的神学争辩。
君士坦丁大帝的戏剧性信主
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出人意料地皈依了基督教。这一转变对早期的科普特教会（即埃及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非洲的城市地区。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希望教会领袖们能就基督神性的理解达成共识。然而，这次会议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后，神学上的正统与政治上的忠诚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导致了教会的多次分裂。
基督教在北非的发展与嬗变
随着时间推移，埃及的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圣经被翻译成了多个科普特语言版本。发源于埃及的修道院制度也逐渐传播到了北非西部使用拉丁语的教会。所谓修道院制度，是指神职人员选择远离世俗生活，在修道院中修行，有些人甚至选择独居苦修，成为隐修士。到了四世纪，尽管这一制度有时也会引发争议，但它已经成为传播福音和培养信徒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突尼斯境内，古迦太基地区的部分教会开始反对其他教会与罗马之间过于密切的联系。
四世纪时，以多纳徒运动（Donatism）为代表的教派认为，效忠于罗马的帝国基督教存在压榨民众和信仰妥协的问题。这些教派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神职体系和教会组织。不过，也有一些杰出的非洲神学家为罗马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和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这两位主教都深受二世纪著名神学家特土良的影响，后者因其富有激情的言论和深邃的神学思想在迦太基备受推崇。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君王
当基督教在北非和埃及蓬勃发展，北非教会也开始对罗马教会产生重要影响时，这一信仰在努比亚（古苏丹地区）和埃塞俄比亚两个强大王国中也在稳步发展。努比亚与亚美尼亚都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在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国王或皇帝的信仰选择往往决定了全国的宗教信仰走向。四世纪时，一位名叫弗鲁门提乌斯（Frumentius）的叙利亚宣教士在当时的阿克苏姆王国（Kingdom of Axum，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境内）教导年轻的王子埃扎纳（Ezana）基督教信仰。埃扎纳后来成为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君主之一。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民间基督教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在埃塞俄比亚，主要是由被称为“九圣徒”的叙利亚修道院宣教士推动；而在努比亚，则主要是由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带动。
千年兴衰
在此后的一千年间，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而努比亚的基督教却日渐衰落。1200 年至 1500 年期间，埃塞俄比亚的扎格韦王朝（Zagwe dynasty）大力推动基督教艺术、文学的复兴，并积极扩展教会的影响力。该王朝最杰出的君主拉利贝拉（Lalibela）在巨大岩石中开凿了十一座宏伟的石头教堂，希望将其打造成“新耶路撒冷”。然而，扎格韦王朝的统治并非没有争议。到了 1225 年，一部名为《列王纪》的著作问世，以表达对王朝的不满。这本书声称记载了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儿子——埃塞俄比亚第一位国王米尼利克（Menelik）的历史。
1270 年，自称传承所罗门血统的新王朝取代了扎格韦王朝。这个新王朝在十五世纪扎拉·雅各（Zara Yaqob）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扎拉·雅各将自己比作非洲的君士坦丁，他多次召开教会会议，讨论关于基督和安息日敬拜的争议问题，并大力清除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宗教习俗。然而，就在埃塞俄比亚在雅各统治下达到基督教王国的巅峰之际，努比亚的基督教却遭遇了灭顶之灾。努比亚军队在与开罗苏丹拜巴尔斯一世（Babyars I）的战斗中惨败，随后被穆斯林统治的埃及所征服。到了 1500 年，基督教在努比亚已经几乎完全消失。
宣教、政治与奴隶贸易的纠葛
从 1420 年到 1800 年期间，葡萄牙的政治势力以及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宣教士主导着非洲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当时，教皇颁布了一项充满争议的法令，称为“教权赠与”（Padroado），赋予葡萄牙国王在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军事和宣教等方面的全部权力。在这片土地上，奴隶贩子和宣教士为了非洲人的灵魂而展开了激烈的角力。然而，由于葡萄牙的宣教力量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导致在他们统治的大多数地区，基督教信仰都只是浮于表面。只有安哥拉的刚果王国和索约王国（Kongo and Soyo）以及刚果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Congo）的情况略有不同。在这些地区，天主教、本土化的民间天主教和传统宗教之间的碰撞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当天主教的影响力在十八世纪末逐渐衰退时，一股新的力量——福音派基督教应运而生。
这一新兴的基督教运动既是一场深刻的属灵复兴，也是一股推动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它将个人信仰的热忱与反奴隶制运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永远改变了非洲大陆的历史进程。福音派基督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对四个核心要素的坚持：圣经至上、十架中心、重生得救，以及积极宣教。
废奴运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福音派领袖和社会各界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十九世纪的英国涌现出许多为这项事业奋斗的杰出人物：英国议会议员、反奴隶制立法的积极倡导者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领袖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以及著名的英国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这些人都为废奴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非洲的福音派人士在废奴运动中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托巴·库戈诺（Ottobah Cugoano）和奥劳达·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这两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前奴隶后来定居英国，他们公开发表了自己获得自由并皈依基督教的经历，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许多获得解放的非洲奴隶迁移到了加拿大的滨海省份。在那里，他们接触到新斯科舍省宣教士亨利·阿林（Henry Alline）富有感染力的讲道，信仰生活更加深入。
西非福音传播的重要基地
1787 年，英国在西非建立了专门安置获释奴隶的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以该国首都自由城（Freetown）为中心，一批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开始在西非各地传播福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非洲第一位圣公会主教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1822 年为美国自由黑人建立的利比里亚也成为了传播福音的重要基地。
福音派的宣教事业在非洲
十八、十九世纪，美国和英国的福音派复兴运动推动了现代宣教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宣教组织和差会纷纷在非洲开展工作，包括非洲内地会（Africa Inland Mission）、苏丹内地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苏丹联合会（Sudan United Mission）和南非总会（后改名为非洲福音团契，Africa Evangelical Fellowship）等。这些机构对非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洲的学校、医院、教会和众多社会机构，都是宣教士与非洲本土基督徒通力合作的成果。他们还携手将圣经翻译成 640 多种非洲语言，这项浩大工程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识字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上帝。
宣教士们对非洲的献身精神令人动容。许多人在启程前往非洲时都随身带着棺材，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非洲的生命可能很短暂。确实，不少宣教士最终为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就包括美国医疗宣教士保罗·卡尔森（Paul Carlson），他在 1964 年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叛军杀害。
殖民统治与非洲本土教会的兴起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彻底改变了非洲的宣教格局。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大陆，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和贸易开发。例如，法国获得了部分非洲国家的控制权，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则取得了刚果地区的统治权。欧洲人认为非洲仍然处于蒙昧状态，需要开化，于是打着“文明使命”的旗号，为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寻找借口。
面对殖民统治，非洲人并非坐以待毙。利比里亚的威廉·韦德·哈里斯（William Wadé Harris）等新一代先知应运而生，同时在整个非洲大陆上，非洲本土教会组织（African Initiated Churches，简称AIC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本土教会在非洲各地有着不同的称谓：在南部非洲被称为锡安派（Zionist），在西非被称为阿拉都拉教派（Aladura），在肯尼亚则被称为罗霍运动（Roho movements）。
到了 1960 年，当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陆续获得独立时，这里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欧洲舶来品。非洲的基督教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大量本土教会开始以非洲人独特的方式诠释基督教义，创造出富有非洲特色的崇拜仪式。
政治救世主现象
在非洲各国获得独立后，许多新当选的总统都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大都毕业于宣教士学校，与某些基督教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领导人在掌权后往往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的“救世主”形象。
20 世纪 60 年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接管了原本由宣教士创办的学校、医院和各类社会机构。但到了 70、80 年代，这些国家却逐渐难以承担起如此庞大的运营开支。于是，那些曾经对教会持批评态度的政府，不得不重新寻求教会在教育、医疗和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援助。加纳首任总统夸美·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他曾接受过宣教士教育，但他却把自己的政治独立运动描述为基督教的替代选择，还说过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先谋求政治王国，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然而，他的政权最终在 1966 年被政变推翻。这样的政治动荡在非洲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后来，这些通过政变上台的领导人逐渐让位于多党制政治。到了 90 年代初期，这些新兴国家开始重新寻求与教会建立合作关系。
90 年代的五旬节运动新发展
进入 90 年代，富有灵性特色的基督教运动给非洲的传统基督教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新兴的五旬节教会开始传播治愈和大能的福音。这种信息不仅吸引了底层民众和心怀失望的人群，更得到了非洲新兴城市中那些年轻、积极向上的专业人士阶层的追捧。时至今日，非洲的大多数基督徒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五旬节教会的宣教方式和教义的影响。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基督教发展主要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共同参与的大型非洲神学团体应运而生；二是非洲本土教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宣教热情。
时代巨轮转动，如今的非洲基督徒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迁徙，更积极投身宣教事业。进入 21 世纪初，英国规模最大的教会竟是由一位尼日利亚宣教士牧师领导。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欧洲最大的教会也是由一位尼日利亚籍牧师带领。加纳的五旬节教会（Church of Pentecost）和尼日利亚的上帝救赎基督教会（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等非洲教会已经在世界各地开设宣教中心。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向宣教”。虽然非洲宣教事业的新纪元才刚刚起步，但它预示着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从公元一世纪埃及小城亚历山大悄然起步的非洲基督教运动，如今已发展成为一股影响全球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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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非洲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 Africa Study B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