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主日，孩子们都会围坐在折叠桌旁的塑料椅子上。大家打开圣经，轮流朗读经文，看着挂在墙上的圣经插图海报，填写色彩鲜艳的预先打印出来的问题，听米克森老师（Mr.Mixon）讲课。有时候，回答出问题的孩子可以得到糖果。我还记得我们班级背诵圣经各卷书名顺序的情景。回到家后，爸爸教我用两首古老圣诗的曲调唱这些书名。在暑期圣经学校里，我们学会了根据钢琴的和弦声起立和坐下。我也清楚地记得和妈妈还有埃德温娜阿姨（Mrs.Edwina）一起为圣经知识竞赛做准备的日子。

这就是我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成长的美南浸信会教会里的儿童事工。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长大，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回忆。但如果你来自其他地方，或属于不同的宗派，或和我差上个十来岁，你的经历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对主日学的记忆，有些人可能是老师在绒布板上用各种人物来讲故事，有些人可能想起教学视频。有的人参加过要理问答课，有的人参加过类似童子军的周中活动，还有人当过小帮手。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的经历就是普遍现象，但事实上，儿童事工的模式和课程因教会而异。而且，随着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变迁，这些模式和课程也在不断演变。

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的基督教教育与事工荣休教授斯科蒂·梅（Scottie May）将美国儿童事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虽然她的研究没有直接探讨课程内容，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三个阶段都对福音派主日学班每周使用的课程材料产生了深远影响。

让我们来看看梅教授提出的这三个阶段，思考它们是如何影响福音派主日学的，特别是改革宗教会的主日学课程。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圣经儿童课程的未来既有全球化的趋势，又深深扎根于教会的传统之中。

三个阶段

第一、教导儿童（从工业革命到 1965 年）

主日学运动起源于 18 世纪，由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1735-1811）等英国慈善家发起。他们最初的目标是教导贫困儿童阅读圣经，背诵公祷书中的教理问答。

1870 年，英国颁布了《教育法案》，推广了基础教育。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相关立法使得基础教育成为强制性的免费教育。这一变化导致原本由教会外机构运营的主日学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由教会主办的、面向成人和儿童的主日学。虽然主日学的形式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早期阶段，其核心仍然是通过教导来培养信徒。

保守的新教徒一直强调绝对真理的超越性，神通过圣经启示祂自己，以及圣经作为我们教导权威的地位（提后 3:16-17）。秉承这一传统，美国福音派更倾向于采用以内容为中心的门训策略。例如，1950 年在北芝加哥创立的Awana儿童营，就专注于圣经知识和经文背诵。

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常常把孩子们比作海绵或空瓶子，老师是课堂上的权威，向他们灌输知识。趁着孩子还小，我们希望用真理充实他们，就像葛瑞尔（J.D. Greear）曾经打趣地说：“你摇一摇，他们就会‘吐出’圣经。”

在美国，可能没有哪位教会领袖比亨丽埃塔·米尔斯（Henrietta Mears，1890-1963）更成功地运用这种教导式主日学模式了。1928 年，米尔斯搬到洛杉矶，担任好莱坞长老会教育主任。在她的领导下，该教会的主日学规模大幅增长，每周参加人数从 450 人增加到 4000 多人。后来，米尔斯创立了福音之光出版社（Gospel Light Publications，即《七彩桥》——译注），并撰写了广受欢迎的圣经手册《圣经是什么》（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米尔斯不仅受到教学型教育模式和凯锡克复兴神学的影响，还借鉴了效率运动中“最佳实践”的理念。基于这些影响，她按年龄段从小到大设计了主日学的课程范围和教学顺序，无论人在哪个人生阶段都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福音派主日学教材中看到她这种分年龄段的基督教教育模式的影响。尽管米尔斯始终坚持主日学应该主要传授圣经内容，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她的阶段式模式其实已经预示了现代发展理论的雏形。

第二、服务儿童（1965-1990 年）

1933 年，德国出生的儿童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来到波士顿，在哈佛医学院获得一个职位，并开始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私人诊疗。他名气越来越大，先后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匹兹堡大学任教。

你可能会问，埃里克森与儿童主日学有什么关系？其实，这联系比你想象的要密切得多。他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如《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 年）和《年轻的路德》（Young Man Luther ，1958 年），后者是一本对改教家路德的心理分析。在这些著作中，他用圣经语言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用“信任”“内疚”“羞耻”“智慧”等词来描述发展阶段。后来，儿童电视节目先驱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和流行心理学家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埃里克森曾与他在匹兹堡的阿森纳幼儿园共事——将埃里克森描述儿童发展的方式推广到了主流社会。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儿童电视节目和发展心理学已经广为人知，基督教出版商也开始关注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趋势。他们首先在课程中更多地考虑发展问题——针对每个年龄和阶段教授合适的圣经真理和属灵习惯。接着，在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教会增长运动的影响下，出版商们开始让教材更具吸引力，把孩子们视为参与者、探索者，甚至是消费者。用萨姆·卢斯（Sam Luce）的话来说，在这个时期，许多儿童事工不再像注重培养的弗雷德·罗杰斯，反而更像善于表演的沃特·迪士尼。

当然，说这个时期的主日学老师只是在娱乐孩子们，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由注重慕道友的教会开发的媒体驱动和吸引型课程，确实经常鼓励老师们问一些针对儿童的问题，比如“我们做的事情是孩子真正喜欢的吗？”或者“孩子会觉得这很有趣吗？”正如苏·米勒（Sue Miller）和大卫·斯塔尔（David Staal）所解释的，目标是让孩子们在周末的圣经课上感受到“这是为我准备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为每个发展阶段精心设计学习环境；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可能仅仅是为儿童消费者提供娱乐而已。

第三、与儿童同行（1990 年至今）

儿童主日学课程最初是由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开发的。在后来的发展阶段，心理学家和教会增长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近年来，社会学家成为了关键的影响者。2003 年，乔治·巴纳（George Barna，1954 年生）出版了畅销书《将孩子转变成属灵冠军》（Transforming Children into Spiritual Champions）。巴纳通过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正确地指出：帮助孩子建立符合圣经的世界观要从小开始，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今，有关儿童和家庭事工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下一代真正需要的不是吸引眼球的噱头或精心设计的活动，而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的框架：正统的教义（相信）、忠实的属灵习惯培养（成长），以及充满爱的教会群体（归属）。

“相信”这一支柱保留“教导儿童”阶段的精华，“成长”则力求继承“服务儿童”阶段的精髓——同时摒弃早期阶段对效率和娱乐的过分追求。第三个支柱“归属”是新的重点：教会群体与儿童一同在属灵旅程中成长。这一理念得到了两个基督教学术流派的有力支持。

首先，家庭事工运动的研究者，如提摩太·保罗·琼斯（Timothy Paul Jones，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和卡拉·E.鲍威尔（Kara E.Powell，富勒神学院），在强调教会和家庭在儿童门训中的重要性时，都引用了圣经和社会学研究。D6 课程和Awana的Brite周末课程系列就是出版社基于家庭事工运动核心理念开发的两个成功案例。

其次，儿童灵性运动中的福音派学者，如米米·L.拉森（Mimi L.Larson，三一福音神学院）和罗伯特·基利（Robert Keeley，加尔文大学），正确地强调了儿童在成年信徒属灵成长过程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一些主流和普世组织制作的“敬虔游戏”（Godly Play）和“好牧人教理问答”（Catechesis of the Good Shepherd）事工模式，就是建立在儿童灵性运动核心理念基础上的。

对改革宗教会的影响

美国改革宗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课程是如何受到这三个阶段影响的呢？让我们来看看：

教导儿童阶段：上世纪 80 年代，保守派长老会出版社“大使命出版社”（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推出了《向我展示耶稣！》（Show Me Jesus!）主日学系列课程。这套课程由基督教教育工作者艾伦·库里（Allen Curry）和苏珊·亨特（Susan Hunt）参与编写，是“教导儿童”方法的典范，同时也融入了儿童发展理论的重要见解。

服务儿童阶段：大多数改革宗教会并没有接受“服务儿童”阶段的吸引式做法。1998 年，当教会增长理念影响力达到顶峰时，浸信会的大卫和萨利·迈克尔（David and Sally Michael）夫妇创立了“渴慕神儿童版”（Children Desiring God，现更名为“真理 78”）组织。他们提供了一套以神为中心的课程，作为当时福音派市场上那些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的替代选择。不过，对“服务儿童”理念的回应并非全是消极的。如今，即使是像生命路和十架路这样的出版社也在他们的课程中加入了视频元素，并根据儿童发展理论来设计课程内容。

与儿童同行阶段：从 2010 年代开始，在以圣经为中心的主日学广泛使用的课程中，有两个主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新生长出版社“福音故事”（New Growth's Gospel Story）、生命路出版社的“福音工程”（Gospel Project）和十架路出版社的“最伟大的故事”（Biggest Story）等系列中，你首先会发现一个强烈的改革宗特色，即教导儿童圣经中救赎历史的宏大叙事。

这三套课程也深受家庭事工运动的影响。它们都采用了这样的安排：教会主日学中不同年龄组的学生每周学习相同的圣经段落。这种统一模式的目标是促进家庭门训。当父母使用课程提供的“在家”灵修资源时，他们可以复习、强化他们的学龄前儿童和五年级学生所学的内容。

生命路的“福音工程”系列更进一步，将青少年和成人课程与儿童课程统一起来，以促进全教会的跨代关系。比如，鼓励在主日学时间与同龄人一起学习《约书亚记》的年长信徒，之后能主动询问坐在教堂另一端的青少年对“神使太阳停住”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这种做法旨在促进老少基督徒之间的交流互动。

日后发展

回顾儿童主日学课程的历史后，我们不禁要对未来进行展望。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否健康？谁将成为下一个米尔斯、埃里克森或巴纳？未来儿童主日学课程会有什么变化？虽然我不是先知，但我想提出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第一、我们将继续恢复要理问答传统

我对社会学影响福音派儿童门徒训练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英国学者罗宾·巴菲尔德（Robin Barfield，联合神学院/橡树山学院）和加雷思·克里斯平（Gareth Crispin，克利夫学院）也指出了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主流教会过分强调“归属感”和“与儿童同行”时，可能会偏离正统信仰。有些人认为主日学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儿童“在自己里面遇见上帝”，甚至将儿童视为“圣礼”……“大人可以通过他们遇见神。”

相比之下，正统新教徒希望帮助儿童在神的话语中遇见神。教会历史上用于这项工作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教理问答。

最近，福音联盟的“新城市教理问答”资源销量突破 50 万，莱克萨姆出版社（Lexham Press）最近出版的“胖猫”（FatCat）系列丛书也很受欢迎。随着许多福音派神学院现在强调恢复信经式正统和古典神论，我认为出版商对教理问答的关注不会减弱。我预测，未来福音派主日学的教学大纲将紧密跟随教理问答模式，定期涵盖十诫（基督教伦理）、使徒信经（基督教神学）和主祷文（基督教灵修）。

第二、我们将重新重视道德培养

最近，一位家庭事工牧师向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我能找到很多优秀的儿童神学资源和课程，但关于属灵操练、圣洁习惯或基督徒美德的资源却相对较少。”他说得很对。虽然有一些很棒的儿童道德培养书籍，比如福音联盟的儿童绘本系列或新成长出版社的“小心灵的好消息”系列，但要找到一个既注重基督徒美德和品格，又不局限于简单“多做好事”的道德主义式课程，确实不太容易。

自 2000 年代初《耶稣故事圣经》（Jesus Storybook Bible）热销以来，大多数儿童主日学课程都强调从基督论角度解读旧约故事。正如乔·卡特（Joe Carter）所观察到的：“我们不再把自己看作这些故事的英雄，而是开始将基督视为每个人物的终极体现。”这是一个好方向，但将耶稣视为救赎历史的主角，并不妨碍我们从圣经故事中学习道德智慧。我预测，未来的儿童主日学将越来越多地重拾这一重要方面。

第三、我们将受全球教会引领

社会学强调“归属感”和“与儿童同行”理念带来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大多数儿童主日学课程中的插图现在准确地反映了古代近东的民族特征。杰戈（Jago）在《耶稣故事书圣经》中开创性的插图推动了这一发展，随着美国教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如今，随着全球基督教的重心逐渐远离西方，我预计未来不仅仅是儿童主日学课程的插图会更具“代表性”。下一个亨利埃塔·米尔斯或乔治·巴纳很可能来自非洲、韩国或巴西。终有一天（我们应该欢迎这一天的到来），来自全球教会的儿童门训材料将被翻译成英语，并在美国使用。

儿童主日学课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你思考我们如何被过去塑造时，既要保持清醒，又要心存感恩：足够清醒，以根据神的标准来评估每一个新趋势，确保我们能够将真理传承给下一代；同时也心怀感恩，为那些在你成长过程中教导你的人感谢神。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o, For,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Curricu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