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基督徒嘻哈乐手，有幸用我的音乐多年宣扬基督。在这段旅程中有一点让我很惊讶也很受鼓舞，就是我看到主如何使用音乐来跨越种族的隔阂，建立彼此的联系。疫情之前的基督教嘻哈演唱会常常是一幅展现新天新地般多样性的美丽图画，不同背景的人得以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中彼此联合。我，这样一个来自费城，从小浸淫在嘻哈文化中的黑人，竟然能够有机会与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弟兄姊妹联结在一起，一同注目耶稣。每每想到这样的现实，我都惊叹不已。
这些年来，我听到很多人对我说，尽管嘻哈不是他们天生的文化偏好，但是我的音乐中所蕴含的真理仍然打动到了他们。每当我听到这些，我就被意念相同带来的大能和美好震撼到。我很清楚，在我的音乐所特别强调的焦点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这些焦点包括神的荣耀、基督的至高无上、十字架的中心地位，以及圣经神学的重要性。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会为所有这些事情而争战，直到主接我归家的日子。
但自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遇害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就是虽然我们能够在这些基要真理上达成一致，但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却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立场。我下定了决心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林前15:3），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中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这也不意味着身为基督徒就可以免除我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污名。
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之后，我和妻子收到了一位白人姊妹的电子邮件。我很犹豫要不要让她知道我的感受，因为害怕被误解，坦率地说，也是因为心力交瘁。但我一开始动笔，我就忍不住把我之前从未表达过的心声都倾吐出来，周围一些人也鼓励我把这些公开分享出来。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明白，尽管很多人可以与我的经历产生共鸣，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黑人。我也知道，在网络喷子和键盘侠充斥着社交媒体的时代，我这样做等于把自己置于极易受攻击的位置。但如果这能帮助基督身体中的我们去同情他人、彼此理解与建立合一，那这样做仍是有价值的。以下是我与她分享的内容。
姊妹，我要告诉你我的近况。请你明白，每次提笔想要写点什么我都忍不住流泪。我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别自讨苦吃了，沙尔，别折磨自己了。”但我最后选择不听我心里的那个声音，因为那样我就剥夺你“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和“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机会——我相信，作为基督里的姊妹，你也想这样做。
姊妹，我悲痛欲绝，沮丧至极。自从我看到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恐怖视频后，我几乎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了。那名警官把手插在口袋里，无视他的苦苦哀求，冷静而麻木地榨取了那个人的生命。这个画面会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到死都忘不掉。但这不是仅仅一个视频而已，对于很多黑人来说，它从来都不是个案，就像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费兰多·卡斯提尔（Philando Castile）、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拉昆·麦克唐纳（Laquan McDonald）、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罗德尼·金（Rodney King）这些视频都不是个案。
而且，美国黑人的身份极大地塑造了我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影响了其他人终其一生对我的看法。在我还是12岁孩子的时候，运动鞋店的白人售货小姐只因为我花了太长时间决定用我积攒的生日礼金买哪双运动鞋而请我离开，她以为我在店里偷东西。
大学期间，我走在大街上时被警察戴上手铐、扔进警车后座，然后等着一对白人夫妇来辨认我是否是对他们施害的人。我心里知道如果他们说我是那个人，我就会立刻被抓去坐牢，警官甚至都不需要问更多问题。
年轻时走在街上，我开始注意到白人，尤其是白人女士，为了避免从我身边走过而走到马路的另一边——而我也开始“先发制人”，主动地走到另一边，让他们免于害怕，也让我免于这种无声的羞辱。
我和我的儿子们一起去密歇根州探望布莱尔（我的太太）家人时，我最害怕的是因为黑人驾驶而被无缘无故被拦下，然后被警官要求下车，甚至戴上手铐坐在路边，彻底地失去男子气概，被彻底地羞辱。与此同时，我年幼的儿子们惊恐地看着窗外。而这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带着家人公路旅行时发生的事情。
我时常觉得自己必须在第一次见面的白人面前宣告自己是个和他们一样的人，让他们知道，“嘿！我不是威胁！你不需要害怕。如果你认识了我，你肯定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这让我十分疲惫。
我有时会让我的妻子去退换商品，因为我知道她很可能得到比我（一个男性黑人）更好的待遇。
我们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白人，有一次我向一个白人朋友借婴儿秋千，她告诉我：“我很乐意借给你，但我得出去一会儿，家里正好没人，我就把它留在门廊上，你自己去拿吧。”但是当我开车驶近她家的时候，我感到忐忑不安，犹豫着要不要去拿秋千。当我走上她家门口台阶的时候，我很害怕有人以为我在偷秋千而报警。
即使孩子不在车里，我也会故意把婴儿椅留在车里。这样，当（不是“如果”，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被警察拦下时，他们也许会注意到婴儿椅，也会注意到我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以及佩戴在显眼位置的婚戒（有人一直教导我，被警察截停时要把双手放在那里，直到警官告诉我动我才动——即使移动的时候，我也要以一种缓慢夸张的方式进行）。也许警察会想：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和我一样有家庭和小孩子。也许他和我一样，也想安全回去见家人。
我不得不向我的四岁孩子解释（他就读于白人占多数的基督教学校）说，那些嘲笑他有棕色皮肤的孩子是错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他，他的肤色是美丽的。因为他有一次告诉我：“爸爸，我不要棕色皮肤，我想要白皮肤。”
我与我的白人弟兄姊妹持守相同的改革宗神学，我也感受到团契相交的真挚友谊——直到我提及种族歧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或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在那一刻，那些弟兄姊妹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仿佛我是一个拥抱“社会福音”或某种“自由派神学”的人士，或是“社会正义斗士”。
有时我感觉我的一些白人朋友并不是特别有兴趣真正了解我——至少不是以任何可能挑战到他们成见的、有意义的方式。相反，我感觉他们只是利用我来让自己感觉更好，因为我让他们有机会在“有黑人朋友”的选项上打勾。这是我最先想到的一个可能性，虽然我还可以继续举更多的例子。
所以，当我观看乔治·弗洛伊德视频时，我明白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一个深深的伤口再次被揭开，情感创伤又一次得到重温。每当一位善意的白人朋友说，“所有的生命都很宝贵”时，这些创伤都会更加地恶化。是的，所有的生命都很宝贵，但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人们并不看重黑人的性命。目前，在刑事司法、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所展现出的不公平让我们看到，并非所有人的生命被同样地尊重。
所以，每当有人问候我：“最近发生了这些事，你还好吗”，这些就是我想说的。这也是沙尔·莱恩这个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但这不是全部。虽然我深感悲痛，但我并非毫无盼望。就个人而言，我对我们的政府或决策者不抱什么信心，我认为他们无力改变导致乔治·弗洛伊德情况的系统性因素。但我的盼望不在这个政府。我的盼望乃是在于我的主。当我思索目前的处境时，先知耶利米在另一个历史处境里说的一番话却与我产生了共鸣：“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哀3:20）。
先知没有掩饰他的痛苦，也没有表现得好像痛苦没有真实存在。有整整三章的 “苦胆和茵陈”，而不是用神学术语包装的陈词滥调。耶利米深深体会这是多么痛苦，因此，他的灵魂忧闷低落。当人们受到伤害时，我们往往会仿佛约伯的朋友，说一些神学上可能正确的话，但那只是徒增我们受苦朋友的苦痛。我们能做的最伤人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哀哭的人为他们的痛苦辩护。
耶利米深入地默想他在主手中所经历的苦痛。但在下一节中，他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对自己讲道！ 请看耶利米哀歌3:21-24：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耶利米有意识地决定去思考一些能激发他盼望的事：神的性情。他思想到神“诸般的慈爱”、神的“怜悯”和神的“信实”。他提醒自己，耶和华是他的分。耶利米知道自己和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理应被吞噬，但他也知道施行管教的神就是施行拯救的神（26节）。
所以总而言之，弟兄姊妹们，我要大大感谢耶稣。因着神的怜悯， 我理应被消灭，但我没有。这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意义。我的痛苦和创伤是真实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的拯救更加真实，因为我的痛苦和创伤是暂时的，我的拯救却是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专注于我在音乐上的服侍。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十字架的中心地位，以及圣经神学，是这些使我正确看待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经历。
我希望我没有陷入怀疑主义或悲观主义，但我坚信，除非警察和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系统性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将在未来几年里继续看到这样的事情。我担心的是，抗议活动引起的关注最终会消失（因为事情总是如此），然后我的白人朋友们就会马上回到“正常”的生活。
而我却无法有这样的奢望。
对我来说，“生活回到正常”意味着有人仅凭我的肤色就可以将我视为威胁。对我来说，“生活回到正常”意味着要让我的儿子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时代，他们将不再被视为可爱的小男孩，而是十几岁的“暴徒”。乔治·弗洛伊德从头条新闻上消失很久之后，我仍将是一名美国黑人。
你知道吗？我感谢上帝！当他把我变成这样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尽管我的外表带来了真实的、令人心力交瘁的挑战，但我知道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不想成为其他人，我是一个被恩典拯救、被羔羊的血赎回，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有棕色皮肤、编着发绺，做嘻哈音乐的人。而神，因着他的大怜悯，选择了使用这一切来荣耀他。愿赞美归于他。
译：DeepL；校对：张云轩。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George Floyd and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