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什么？

就在本周一，一位全副武装的28岁年轻人进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 Tennessee）的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圣约学校（The Covenant School），并杀死了三名儿童和三位工作人员。枪手是一名女性，自认为是跨性别人士，据说曾在该校就读。她当天携带的是两把阿玛莱特系（AR）长枪和一把手枪，后被警察当场击毙。

纳什维尔警方说，枪手有学校的详细地图，并开枪打坏了一扇锁着的门之后进入。当局表示，他们正在审查枪手留下的宣言和其他文字。

警方确认了六名被害人的身份：艾芙琳·迪克豪斯（Evelyn Dieckhaus）、哈利·斯库莱格（Hallie Scruggs）和威廉姆斯·肯尼（William Kinney）都是9岁学生；61岁的代课教师辛西娅·皮克（Cynthia Peak）；61岁的保安麦克·希尔（Mike Hill）；还有60岁的校长凯瑟琳·库恩斯（Katherine Koonce）。

该事件是自2022年5月24日以来发生的最致命的校园枪击事件，那时有一名18岁的枪手进到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Uvalde, Texas）的罗布小学（Robb Elementary School），他杀害了21人，打伤17人。

什么算是校园枪击事件？

目前，法律上对校园枪击案件没有明确的定义，社会也对此没有共识。

由于缺乏明确定义，很难确定有多少枪击事件符合对“校园枪击案”的普遍认识（即武装袭击者进入学校以学生和教师为目标），有多少仅仅算为在校园内发生的枪击事件（例如，犯罪团伙在校园里开车互相追逐并开枪，或者在校园里意外击发枪支）。

例如，国土防卫与安全中心（Center for Homeland Defense and Security）根据1970年初至2022年6月的公开数据追踪了所有的枪击事件。他们将“校园枪击事件”定义为因任何原因使用枪支或发射子弹击中学校人员或财产的事件，无论受害者人数、时间或是否周末。根据这一统计，在过去的52年里，共发生了2,035起枪击事件，1,905人受伤，673人死亡。

为了本文的目的，下面将使用一套更狭窄的标准来定义校园枪击案：

• 至少有一名被害人受伤或死亡。
• 枪手击发武器的目的是为了伤害学校的学生或教师。
• 枪手或至少一名受害者是学生、前学生或教师。
• 袭击发生在学校，包括停车场，但不一定是在上课时间。
• 只计算开枪造成的伤害，而不包括随后的混乱造成的伤害。

本文所作分析的基础是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27日期间获得公开报道的枪击事件信息。

校园枪击事件发生的频率如何？

使用上述标准，从2020年1月1日到2023年3月27日，共发生了68起校园枪击事件，平均每个月发生2.5起。

校园枪击事件最常发生在哪里？

在2020年以来发生的68起枪击事件中，有30起发生在高中，18起发生在学校停车场，11起发生在大专院校，5起发生在初中，4起发生在小学。

每起枪击案中有多少人死亡？

自2020年以来，68起校园枪击事件中共有77人死亡（有些包括枪手），包括：

• 30起事件没有造成任何死亡，
• 28起事件导致一人死亡，
• 3起事件导致2人死亡，
• 2起事件导致3人死亡，
• 2起事件导致4人死亡，
• 1起事件导致7人死亡（圣约学校），
• 1起事件导致22人死亡（罗布小学）。

为什么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比其他国家的多？

美国的混乱程度显然低于阿富汗，我们精神病人比例也低于澳大利亚。使我们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对枪支使用权的保护。虽然我们占全球人口不到5%，但我们拥有全世界约46%的枪支。

目前，在全球共8.57亿支平民持有的枪支中，美国公民估计拥有3.93亿支枪。全国每100人中约有120.5支枪，即每人有1.2支枪。

如果我们废除第二修正案，政府开始以每月100万支枪的速度没收枪支，那么需要33年才能清理掉所有民间拥有的枪支。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枪支政策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美国的枪支数量庞大，几乎无法阻止有人获得枪支并利用它来伤害学校师生。

基督徒对校园枪击案能做什么？

校园枪击案是更广泛的社会面存在的枪击案的一个子集。无党派智库“暴力项目”（The Violence Project）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近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犯罪者有四个共同点：

1. 在他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都经历过早期儿童创伤，并在年幼时接触过暴力。
2. 几乎每个作案者在枪击案发生前的几周或几个月内都达到了一个可识别的危机点。
3. 大多数枪手都研究过其他枪手的行为，并为自己的动机找到了理由。
4.  枪手们都有办法实施他们的计划。

基督徒应该想办法在这四个方面都带来影响。例如，教会可以通过向遭受创伤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正如研究人员吉利安·彼得森（Jillian Peterson）和詹姆斯·邓斯利（James Densley）所说，教会的贡献是“发起有关心理健康的对话，建立系统识别处于危机中的个体，报告自己的担忧，并伸出援手——不是采取惩罚性措施，而是提供资源和长期干预。”

我们也可以，作为个体基督徒，向我们影响范围内可能已经达到“可识别的危机结点”之人伸出援手，并向他们提供只有在耶稣那里才能找到的盼望。

在这种邪恶的行为发生后，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使潜在的犯罪者更难为其计划的行动找到理由。彼得森和邓斯利说：“我们都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消费、生产和传播暴力内容的方式来减缓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蔓延。”不要分享暴力内容或为之点赞，不要阅读或分享抢手的宣言和其他张贴在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

最后，我们可以支持私人和公共行动，使潜在犯罪者更难获得枪支。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要看好自己的武器。（在暴力项目研究的80%的学校枪击案中，枪手都是从家庭成员那里得到了他们的武器。）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支持“红旗法”（red-flag laws）等枪支限制政策。

对于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最有效，基督徒可以也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必须在爱心中辩论这个问题，遵循由事实和证据形成的、符合圣经和良知的要求。尽管我们在政策解决方案上可能存在分歧，但我们应该团结合一，反对仇恨和分裂的气氛，这种气氛使邪恶和暴力的意识形态得到发展机会，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处于危险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将我们破碎的世界指向耶稣，他才是安慰和救赎的最终来源。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FAQs: Shooting at Presbyterian School in Nashv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