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拜登总统在白宫宣布了一个糟糕的消息：
“在与我们的盟友、合作伙伴……与国会和副总统，以及与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密切磋商后，我得出结论，现在是一个时机结束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了。现在是美国军队回家的时候了，”他说。“美国将在今年5月1日开始从阿富汗撤退。我们不会匆匆忙忙地撤离。我们将负责任地、深思熟虑地、安全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充分协商。”
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对阿富汗有所了解的人会认为它能够抵御塔利班的攻击。自2004年以来，虽然美国投入了大量资源支持和帮助阿富汗政府，但它仍然摇摇欲坠，一点都没有长进，也没有减少腐败。
与此同时，塔利班似乎从未放弃过。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2001年曾因美国进入阿富汗而遭到打压，此后一直在发动持续的叛乱。每年冬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向南撤退到巴基斯坦边境，在那里得到休息和重组。当天气变暖时，他们会出现在阿富汗并建立政权，主要控制区域是该国南部的农村地区。
美国情报部门最初估计，阿富汗政府靠自己的力量可以维持两年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在8月短短10天内，美国还没有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就已经横扫了每一个省会城市，包括喀布尔。他们推进得如此之快，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开始逃跑——特别是那些担心塔利班会报复和威胁自己生命的人：前政府雇员，那些曾与美国人合作的人，还有基督徒。
阿富汗基督徒的数量非常耐人寻味。哪怕是在共和国政府统治下，改变信仰也是非法的，但基督徒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从2013年的约2000人增加到2021年的约10000人。
这么多人是如何听到耶稣的呢？由于每个人都只能暗暗地信主，他们是如何取得相互联系的呢？他们到底是如何离开这个国家的呢？
为了能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不得不飞越半个地球，但不是去阿富汗。我降落在迪拜，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最大的城市。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联酋都是中东和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虽然理论上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阿联酋政府并不压制非本土信仰。而且，由于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充满了来此工作的外国人——实际上，10个人中有9人来自其他地方——这意味着阿联酋拥有相当的宗教自由。
这一现实对这个故事至关重要，实际上这个故事开始于迪拜往东北方向开车几个小时的地方——阿富汗，这个国家今年取代了朝鲜，成为地球上基督徒受逼迫最严重国家名单的榜首。
“我出生在阿富汗，”卢克·安瓦里（Luke Anwari）告诉我。（我一直在保护当事人这件事上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本文所使用的人名和地名获得了许可使用真实信息） 我和卢克坐在他在迪拜的公寓里，他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女儿住在这里。“我们原本生活在共产主义政府下，然后当我四年级的时候圣战者来了，当我七年级的时候，塔利班来了。在我十年级的时候，911事件后的新民主政府来了，所以我读书期间就经历了四个政权。”
卢克生于1987年，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国家，每隔几年政府就会换届。这意味着卢克不得不经常换校服、教科书，甚至是某个单词的定义。例如，在苏联统治下，共产主义意味着“正义”；在他们离开后，“共产主义”意味着“异教徒”。塔利班接管后，卢克不得不开始戴着头巾上学，并增加了很多关于古兰经的课程。
当一个政权试图推翻另一个政权时，就会发生战斗和暴力。
卢克说：“战斗人员进来，他们的敌人就会轰炸城市。我们的学校在机场对面。所以进攻者经常炮击机场。因此我们的教室没有窗户，窗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炸碎了，这都是爆炸和爆炸带来的气浪导致的。”
早在小学时，卢克就知道如何躲避即将到来的炮击——你可以躲在承重墙或柱子附近，希望它能为你挡住坍塌的屋顶或墙壁。或者更好的选择是跑到外面的沟渠里，那里没有建筑物会落在你身上。
卢克上初中的时候，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人们很害怕塔利班，因为他们总是先向人群开枪，再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过他们很重视宗教，在这一点上卢克和他们一样。
他说：“我对宗教非常热衷，我非常想要更多认识安拉、与安拉沟通、学习祷告和禁食……这些我都想要学习。我在八年级、九年级和十年级时正好是塔利班控制的时期。我们必须要上宗教学校，这是一所教授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但当然它也花一半的时间讲伊斯兰教义。除此以外，我们还会去清真寺接受宗教教育，我在那里背诵《古兰经》，读古兰经的释经书。”
卢克在九年级时，一位来自本·拉登阵营的宣讲者来到他的学校。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美国会如何入侵、如何准备向异教徒发起圣战，以及奥萨马·本·拉登为何是一个需要穆斯林世界保护的兄弟。
最后，他做了一个呼召：愿意为圣战献身的人，现在就站出来。
卢克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他站了出来。他确实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主。他得到了一个黑色的头巾包在头上，大家都为他鼓起掌来。但后来当他告诉父亲自己在学校所做的事时，他的父亲爆发了，在家里追着他打。他要求卢克马上回学校把名字从名单上去掉。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过着暴徒般的生活。
如果卢克的名字真的在名单上，他要划掉几乎不可能。但卢克是校长的亲戚，他打一开始就没有把卢克列入志愿者名单。“嘿，”他告诉卢克，“不要再做那种愚蠢的决定了。”
几个月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客机撞毁了纽约世贸大厦、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也撞在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里。基地组织的本部在阿富汗，愤怒的小布什总统要求塔利班引渡本·拉登，当然塔利班拒绝了，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轻松地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那年秋天，卢克前往位于喀布尔的医学院学习，北约和美军正在那里试图建立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首都。在这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省份，他是仅有的12名能够完成足够学业的男孩之一。
大约在这个时候，卢克遇到了自己的危机。他在《古兰经》中读到真主在西奈山上燃烧的荆棘丛里与摩西会面。他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我不能和真主面对面？老师们告诉他：你就当我们没有听到你的问题吧，你根本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卢克对此感到困惑，也对自己的祷告感到灰心，这些祷告似乎从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伊斯兰教开始显得像一个编造的故事集。由于感到厌倦，卢克离开了宗教。
但对他来说，放弃“上帝”似乎更难。
“我记得我在第一学期学习人体解剖学，”卢克说。“第二学期学习生理学，这涉及到学习（身体）构造和它的工作原理。我记得我们的教授在课堂上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你建造一台机器来完成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那会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需要很大的空间、大量的能源和人员来运行它。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应该有一个创造我们的神。”
在学校，卢克有机会与一些韩国人成为朋友。这些韩国朋友的祷告方式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他想，既然他们来自东方，他们大概是佛教徒吧。“我们不是，”他们告诉他。“我们是基督徒。”
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长老会基督徒。苏格兰和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在19世纪末将基督教带入韩国，并在那里立即得到了广泛传播。韩战结束后，基督教在韩国继续蓬勃发展，从1950年到1970年，韩国基督徒增加了两倍多。到21世纪初当卢克在医学院读书时，韩国教会派出的宣教士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多。
韩国宣教士并不只在容易的地方服事。他们被赶出巴基斯坦，在也门遭到绑架和杀害，在伊拉克被斩首。当卢克第一次向他的韩国朋友索取圣经时，他们甚至都不敢给他。他们告诉他：“到我们家来吧，你可以在这里读它。”于是，每个星期五他都去宣教士的家。他们从读《约翰福音》开始。卢克无法理解这些话语，但他的心被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吸引：“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在波斯语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永生。”
“当我第一次与我的韩国朋友见面时，我翻到那节经文……然后说，‘我有个问题。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卢克说。“这节经文真的很搅扰我，我问他们说，‘拥有永生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有永生。’我说，‘不会死吗？’他们说，‘不会。’”
“我说，‘怎么不会死？你的父母在哪里？……看看这些坟墓——上面有十字架。这些人没有死吗？’他们说，‘他们的身体死了，但灵魂没有死。’他们接着还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将获得永生，这意味着你的灵魂将永远活着。你将不会经历地狱，也不会与神分离。’”
卢克对此很感兴趣，于是他决定通读整本圣经。他花了两年时间读完了圣经，并且成了一个基督徒。但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有几次他试图向朋友们提及一些属灵的话题，但朋友们都要他闭嘴：不要和我们谈这个！这很疯狂！这很危险！
但他确实告诉了一个人。
卢克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和莎拉订了婚，显然当时莎拉也还没有出生。他们的祖父母来自同一个村庄，而且他们的父亲是朋友。当他们的母亲怀孕时，双方父亲就决定如果性别合适——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将用婚姻来巩固两个家庭的长期友谊。
莎拉知道如何躲避空袭，也知道亲人被火箭弹炸死的悲痛滋味。但与卢克不同的是，她在受教育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塔利班掌权的那几年，她不得不呆在家里，女孩不能上学。
莎拉17岁，与卢克正式订婚时还在上八年级。他们并不熟悉对方，但在他们的订婚仪式上，卢克向她坦白了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她不知道那意味什么，所以她告诉他没关系。
结婚后，莎拉发现卢克没有和其他男人一起去清真寺祈祷。于是她问卢克这是怎么回事，卢克给了她一本儿童圣经。
“我真的很喜欢书中的故事，”她说。“我说，‘我喜欢这本故事书。我真的想读这个。’他说，‘好吧。’但他告诉我，‘我们必须非常秘密地阅读。’”
于是他们偷偷一起读了这本儿童圣经，就在他父母家的卧室里。在读完儿童圣经后，他们开始一起读成人版波斯语圣经。读圣经对莎拉来说是一个充满疑问又激发爱心的经历。她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家庭和文化中，她可以看到卢克和穆斯林的不同。她也能从他的朋友身上看到这样的不同。
你可以想象，对卢克来说，要寻找基督徒朋友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所在的省份有近百万人口，但除了自己他不知道有其他的基督徒。虽然政府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国家也不允许改变信仰。所以他只能寻找外国人。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有三个吃饭前会先祷告的外国人，他知道自己必须去找到他们。这三个人当时正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并且在医院工作，作为放射科医生的卢克恰好就在那个医院的X光室工作。
他很害怕告诉他们自己是个基督徒，而当他告诉他们时，他们对于听到这样的消息也感到惧怕。他们向他的韩国朋友们核实，以确保他说的是实话。这些外国弟兄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在过去一年里，秘密警察告诉人道主义工作者不要再和人们谈论耶稣，他们问了很多关于卢克的问题，以至于卢克的老板告诉他还是辞职的好。
但那时卢克和这些外国人已经建立了友谊，他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并向莎拉展示了基督徒之间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这有助于说服她信靠基督。当家人开始问莎拉为什么不在清真寺里祈祷时，她告诉他们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祈祷，但她并没有告诉他们她在向耶稣祷告。
她说：“我真的感到了轻松，我从（黑暗）进入了光明。以前的我都在黑暗里面。”
卢克的朋友们为他联系上了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基督徒，后者为他联系到了一个宣教机构。他和莎拉于是前往印度接受了几个月的门徒训练。他们回来后更加勇敢了。
他说：“我想和别人分享我的信仰，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学习了宣教，我学习了如何分享信仰。真的，这就像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于是我决定了：这就是我余生要做的事。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时机再好不过了。2010年，宣教事工在阿富汗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例如，一个在2005年只有一两个信徒的城市在2010年有了15个信徒。只要足够小心，你可以在阿富汗找到基督徒，而且一个小型网络开始连接起来。
一位新的信徒名叫拉玛赞（Ramazan）。他成长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很早熟，15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记住10章古兰经，还在清真寺里讲经。他还在阅读哲学家的作品——例如康德、笛卡尔和萨特。
这些思想家给拉玛赞出了个难题：如果上帝创造了一切，那么谁创造了上帝？没有找到好的答案，这让拉玛赞放弃了伊斯兰教。但他又无法阻止心中对上帝的渴望。他听说过耶稣，有一次，他碰到了绝望的情况：他开的车没油了，又离家很远。于是他向耶稣祈祷求救并重新发动汽车，结果奇迹般地又开了25公里。于是他告诉耶稣：“我是你的士兵。”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拉马赞一直在找一本圣经，最后通过一些美国人找到了。他立即把它带回家，与他的朋友和家人分享福音。在几年内，他看到12人接受了基督。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名叫拉赫马特（Rahmat）的年轻穆斯林去看望他在印度的兄弟。他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清真寺的毛拉，但拉赫马特的哥哥却告诉他：自己在前往沙特阿拉伯旅途中看“上帝电视”（God TV）并且皈依了基督教。拉赫马特很生气，他同时用拳头和语言攻击他的哥哥。在他冷静下来后，他的哥哥告诉他，让他试着读一读《新约》。拉赫马特是弟弟，他得听哥哥的，于是他就读了。当他读完第二遍后，他就迷上了新约描述的信仰。
拉赫马特在阿富汗不认识任何基督徒，所以他在国外呆了几年。2010年，当基督教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时，他感到了回国的呼召。
问题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见得就是好事。2010年夏天，一家阿富汗电视台播放了一些基督徒的洗礼仪式，带来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两个城市爆发了数百人的集会反对基督教，一些立法者公开说应该处决那些皈依者。政府也加强了对信徒的搜寻。
8月，有关部门找到了卢克和莎拉。
卢克向我复述了整个故事。先是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他是否能搞到100本圣经。12个小时后，警察出现了。来了很多警察——来自阿富汗情报部门、检察部门和反恐部门的50到60名警察。
“他们就这样突袭了我们的家，”卢克说。“他们说，‘我们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他们冲进了我的卧室，把我铐在床上。我们的孩子在睡觉。他们用枪指着莎拉，强迫她坐在一个角落里。”
他们问卢克是否基督徒，他回答说是。他们问他圣经在哪里，他指给他们看了。当他们把他拖到车外时，他看到邻居们聚集在一起，听到他们咒骂他并告诉执法人员他是一个叛教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活活烧死。
“这些事情我们都预料到了，”卢克说。“我们知道，当我们被逮捕时，如果人们发现我们是基督徒，他们不会友善对待我们，将会有更严重的惩罚。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的任何话，或者警察说的任何话都不感到惊讶。”
盯着枪管，莎拉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当女儿开始啼哭的时候，和警察一起来的女人为了确保警察不会单独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告诉他们必须离开房间，这样莎拉才能给孩子喂奶。他们走后，她建议莎拉装傻：“告诉他们你什么都不知道。”
莎拉照做了，警察于是放她走了。但是卢克和他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却被带到了警察局，然后被带到了阿富汗情报局，因为他们的罪行——挑起宗教纷争——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很多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包括圣经和书籍，但最多的证据在卢克的笔记本电脑上，他在电脑里有一些文件和电子邮件，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基督徒。
但是上帝甚至能透过腐败做工。在卢克的笔记本电脑在到情报部门手中之前就被执法部门的人偷走了，所以没有其他基督徒遭到逮捕。
相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卢克和他的朋友与危险的囚犯关在一起——其中许多是塔利班极端分子。当时，一位名叫特里·琼斯（Terry Jones）的美国牧师宣布，自己将在9/11周年纪念日焚烧古兰经。阿富汗因此反基督教热情高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
在监狱里，卢克的穆斯林狱友们都认为，如果他们杀了卢克和他的朋友，他们会得到真主的奖励，但是囚犯之间的部落战争保护了卢克和他的朋友。
看守们还对卢克和他的朋友进行拷问，“还有谁是基督徒？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谁在劝说你皈依？”最困难的是连续七天在一个小得无法躺下的房间进行的单独监禁。
“那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窗口，”卢克回忆说。“你必须跳起来才能看到外面。这是个小监室——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枕头，什么都没有。只有非常硬的地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只是会扇你耳光。我们每天有两次厕所时间，早上一分钟，晚上一分钟。白天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和自己在一起。”
被看守和其他囚犯攻击带来的身体痛苦持续了数周。后来，当卢克和他的朋友出狱时，他们将需要立即得到医疗护理。
问题是，对卢克来说，离开监狱并不难。他只要宣布自己回到伊斯兰教就可以了。
说实话，这很诱人。
“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要离开这里，叫我说什么都行，”卢克说。“我很担心我的家庭，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分别是3岁和1岁）。我不想让她们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长大。这个决定很难。在我打算告诉警卫我的决定前，我又在回顾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因为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成为基督徒只是一个巧合，也许基督教不是真理。”
卢克回过头来，回顾了他心里发生的一切。他曾去寻找神，他曾主动要求读圣经，他曾决定跟随耶稣——当然，这都是圣灵呼召和引导的结果，但的确没有任何人“说服”他成为基督徒。
“那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无论它是完全的真理还是完全的谎言，”他说。“没有人劝说我。我也不是因为任何好处而信主的——我不是为了政治庇护，也不是为了金钱，什么都不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基于这些东西做出这个决定的。”
卢克让他的狱友写了一份认罪书，并且亲自签了名。这份认罪书承认自己离开了伊斯兰教并皈依基督教，他为这个决定感到自豪，而且他并不后悔。他的狱卒很兴奋，相信他刚刚写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但这也帮助卢克安息在从神而来的平安里。他与周围的人分享了福音——他即将死去，为什么不传福音呢？他回答问题，并解释说：不，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对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负责；是，基督徒父母确实爱他们的孩子。随着上帝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刻，他对自己的信仰越来越有信心。
有一天，卢克和他的朋友被转移到首都。他们一下飞机，警卫就摘下了他们的手铐，告诉他们已经自由了。卢克一点都不相信，他认为自己只要迈开脚步，警卫就会向他们开枪。也许特工会跟踪他们到其他一些信徒那里，然后逮捕所有人。
卢克和他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他们就像好莱坞动作片中的人物一样，离开机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前进了一会儿，然后下车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在街上这样那样地徘徊，直到把自己搞迷路。他们剪掉长胡子、买了新衣服，戴上围巾和太阳镜。最后，卢克给他的一些外国朋友打电话，请求帮助。
他们说：“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这样做的目的是证明打电话的的确是他。然后他们为他联系了可以帮助的基督教援助机构同工。
几天后，当他的身体得到休息并开始痊愈时，卢克就去接莎拉和女儿们，她们一直在他父母和她父母之间辗转。在电视上看到卢克被捕是家人第一次得知他是个基督徒，没有人为此感到高兴。卢克的家人怀疑是莎拉告发了他，几乎不愿意和她说话。莎拉的家人则建议离婚，这样她就可以再婚。邻居们警告说，需要有人把孩子们从他们俩身边带走。
卢克被释放后，所有人都试图让他远离莎拉。她被锁在房间里，家人都警告说如果见到他，就会把莎拉从这个家庭中抹去。最后，经过一番争吵，她的父亲把她带到了卢克的家里。
“你要去的任何地方，我都要和你一起去，”她记得她这样告诉卢克。“我不会再呆在这里。即便……你要去美国，我也不会再留在这里。”他说，“好吧，你可以收拾你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一大早他们就跑了，去了喀布尔。他们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因为害怕再次被捕，甚至晚上都不敢睡觉。然后他们逃到巴基斯坦几个月，在那里他们与一个宣教组织联系，接受更多的门徒训练。当警察抓走他们的两个同事时，他们不得不在午夜逃跑。他们在一个朋友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搬回了阿富汗。
回来就像一个新的开始，但却是一个奇怪的、不稳定的生活。卢克和莎拉会在一个城市安顿下来——卢克会在那里找一份金融或建筑方面的日常工作，或者任何他能找到的工作——然后他们会找到当地基督徒一起祷告。在这个城市，他们知道大约65个其他基督徒。
卢克说：“每天晚上10点以后，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我们的公寓。”然后我们会坐下来祷告两三个小时，直到午夜。没有人下楼，我们都遮着脸不露面。我们所有人都在监狱里呆过。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但我们只是坐着祷告，读圣经和祈祷。”
他们有更多时间的时候，四五个人就会买一些可口可乐，然后开车在城市里转悠，或者去公共公园读圣经和祈祷。“我们喝了很多可乐，”卢克说。这个团体发展到100人，然后成长到120人。
每隔几个月，卢克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例如接到塔利班的电话，后者威胁要轰炸他的家。卢克和莎拉开始在一个手提箱里装一些额外的衣服和一些食物，以备他们立即逃跑之需。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可以把整个房子收拾好——莎拉非常擅长这个，她可以在两天内把所有东西装箱。
在四年里，他们搬了11次家。
而他们的基督徒朋友网络则增加到了450人。
2014年11月，卢克不在城里，错过了与一些信徒的聚会。那趟出城救了他的命。武装塔利班分子，包括一名自杀炸弹手，进入了这个城市。他们射杀了一名南非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和一名阿富汗基督徒。然后他们放火烧了聚会的宾馆。
这是10天内对外国宾馆的第三次袭击，这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警察局长辞职了。塔利班发言人则说：嘿，我们只是想杀死基督徒。政府知道谁参加了聚会，并传唤卢克来接受审问。卢克和莎拉的朋友们告诉他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获得去阿联酋的旅游签证并不难，所以卢克和莎拉就这么做了。
只需要三个小时，你就可以从喀布尔飞到迪拜，但这两个穆斯林国家感觉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同时也是贫困国家，它的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混乱。另一方面，阿联酋是现代、进步、富得流油的国家。在迪拜市中心，你不会看到一片垃圾，花坛种满了进口花草，街道毫无坑洞。商场和海滩很大、很干净，而且挤满了人。
阿联酋的财富绝大部分来自石油，但经济也在向旅游业和国际金融业扩展。如果你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你会在迪拜住得很舒心。例如，政府在12月突然宣布，围绕穆斯林圣日星期五建立的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周末将改为星期六到星期天周末，以配合西方国家（星期五有半天假期，供想去做下午祈祷的人使用）。
阿联酋对外国人的宗教政策一直很宽松。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972年，宣教士和基督徒石油工人能够创办迪拜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UCCD）。这个福音派教会已经发展到约6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大约15年前，他们聘用了一位名叫约翰·福尔马尔（John Folmar）的牧师，他曾在国会山浸信会信主，并在狄马可牧师手下受训。
借着多年前与宣教士建立的友谊，约翰认识了卢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人需要参加我们的教牧实习，”约翰告诉我。我当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听他和负责教牧实习计划的副牧师约翰·韦尔克纳（John Welkner）分享。卢克登陆阿联酋后不久，约翰就邀请他参加了实习项目。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教会领袖们才意识到卢克还在做什么。
福尔玛说：“我们只是慢慢地意识到，卢克正在策划一项回到阿富汗之后要开展的跨教会事工。他分享了他经常在给谁打电话，以及他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的，我们慢慢意识到，他正在策划几十个和家庭教会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些人都是他在离开阿富汗之前所建立的事工伙伴。”
大多数教牧实习生不会在实习前就有已经建立的很完善的家庭教会网络。但卢克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事实上，约翰将卢克在阿富汗教会中的非官方影响力比作主教。而现在，卢克第一次接触到改革宗神学。
“（在实习项目中）我接触到解经式讲道、健康教会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材料和资源，”卢克说。“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阿富汗真正需要的东西。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对教会有不同的体验。我过去的观点更像是从宣教士的角度出发……但不是真的像建制教会应有的样子。”
卢克喜欢他所学的一切。2015年2月，就在他开始在UCCD全职实习的几周后，实习生们参加了一个西缅释经工作坊（Simeon Trust Workshop），该工作坊旨在教导参与者正确地理解和教导神的话语。卢克狼吞虎咽地消化着关于解经式讲道的一切——是经文，而不是主题，推动着讲道。而且旧约的故事都指向基督。
他给阿富汗的几个基督徒朋友——拉赫马特和拉玛赞以及其他三个人都发了电子邮件，说：“伙计们，你们能到印度来几天吗？然后他把西缅释经工作坊的材料都翻译成他们的语言：达里语。他飞到印度，自己主讲了一场西缅释经工作坊。这些弟兄们通读了以弗所书，并互相练习解经式讲道。
在剩下的实习时间里，卢克不断地将他所学的东西反馈给他的阿富汗牧师网络。之后，他开始与迪拜以北一小时车程的哈伊马角酋长国（Ras al Khaimah）一个UCCD植堂教会合作。在那里，他和牧师乔希·曼利（Josh Manley）开始接待阿富汗牧师。有些牧师，如拉赫马特，会接受为期一周的密集式圣经培训；有些牧师，如拉玛赞，则进行为期九个月的实习。
“那真是非常甜蜜的时光，”乔希说。“而且你知道你和那些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国家的第一代家庭教会领袖在一起。”
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关于乔希和他妻子珍妮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中起着关键作用。两人都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两人从小就投入政治。2001年，他们在美国参议院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一路高歌猛进——珍妮成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萨德·科克伦（Thad Cochran）的幕僚长，而乔希则成为拨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我们热爱我们在参议院的岁月——我们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它们，”乔希说。“但教会才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使用的最有塑造大能的机构。”
他口中的这间教会就是国会山浸信会，由狄马可（Mark Dever）担任牧师，也就是为约翰·福尔马尔（当时是一名华盛顿律师）提供门训并向他展现服事基督之魅力的那位牧师。七年后，乔希和珍妮沿着约翰的轨迹前进：从华盛顿特区，到神学院，再到阿联酋。
当卢克出现并给阿联酋送来大量实习生的时候，乔希的教会植堂已经成立两年了。
“当然，我被他们对学习的渴望所打动——是的，他们渴望了解圣经，渴望理解和认识不同的问题，”乔希说。“他们还需要对学习做出一个承诺，说实话，这不容易。他们每天需要阅读和写作六到七个小时。”
于是，乔希和约翰花时间教导这些人圣经和系统神学。他们逐卷教导圣经：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文学、先知书、福音书、书信……
这个团体并不庞大——每次密集课程大约有15或20人。他们称自己为阿富汗家庭教会网络（Afghan House Church Network），并立即着手开展服事。他们翻译了古德恩（Wayne Grudem）所著900页的《圣经教义与实践》（中文版由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版——译注）、保罗·华许（Paul Washer）关于回归福音信仰的三本书，以纪格睿的每一本著作（中文版由九标志中文事工出版——译注）。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发布了大约200篇翻译文章。他们为YouVersion（一个圣经APP——译注）创建了读经计划。他们还开办了一个播客，回答了诸如什么是圣经、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洗礼之类的问题。
这些都是大胆的举动，因为除了卢克（住在迪拜）之外，其他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皈依基督教就意味着没收财产、监禁或死亡的国家里。
然后这些人开始谈论任何为基督更勇敢地站出来。
每张阿富汗身份证上都有一个表明持卡人宗教信仰的字段，里面填写着“伊斯兰教”或“其他”。这张卡里面有芯片，扫描之后会提供更多关于持卡人的信息。这时候“其他”会带来更多信息：犹太人、印度人、锡克教徒或基督徒。
几年前，阿富汗家庭教会网络开始讨论改变他们的身份证，把自己改为“其他”。
“所以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开始为此祷告，”卢克说。“他们想，我们想敬畏神，我们想为我们的孩子这样做，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未来，包括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教育，为一切。”
到2021年夏天，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祷告，拉赫马特和拉玛赞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准备好做出改变。但是，除了改变信仰会带来的自然后果之外——他们知道发生在卢克身上的事情——现在又多了一个复杂的问题。4月，拜登总统宣布他将撤出最后一批美国军队。
“我们知道这将会发生，我们知道塔利班会来，”卢克说。“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省份。但没有人想到，喀布尔会沦陷得那么快。”
在那年夏天的扩大会议上，卢克与阿富汗教会领袖们讨论了如何离开阿富汗的问题。他们知道，即便塔利班没有接管，北约撤出之后政府也会对基督徒更加严厉。他们想，他们可以让一些比较优秀和突出的弟兄到阿联酋去实习，之后他们就可以评估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了。
下一步行动就是在身份证上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
“你们确定这真的是你们想做的事吗？” 卢克问他们。
“我们没有问题，”他们告诉他。
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正在关闭的窗口。如果他们在美国人离开之前行动，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安全地改变他们的身份。如果他们等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这样做。
拉赫马特和拉玛赞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先去了民政部门，他们没有碰到任何问题。登记员问：“你确定要这样做吗？确定？那就好。”
“这是一个奇怪的过程，这是神的旨意，”乔希说。“是不是因为政府官员心不在焉，不屑一顾？也许吧，但这就这样发生了。”
获得勇气之后，其他基督徒也去民政部门开始排队。大约有120人安全地更换了他们的身份证，还有40人正在办理中。这感觉就像一个神迹，每个人都对事情如此顺利进行感到高兴。
然后，8月到了。
2021年初，留在阿富汗的北约部队不多，只有大约不到1万人。到5月底，只剩下美军部队了且只有2500人。
随着美军的撤离，塔利班开始进驻，夺取了越来越多农村地区的控制权。到6月中旬，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修改了原先的估计。原先情报部门认为美军离开后，塔利班不需要两年时间就能接管整个阿富汗，现在则判定可能只需要6个月。
8月6日，在美国军队撤出的最后期限前三周，第一个省会落入塔利班之手。
“我们打开了家乡的电视频道，当时是下午3点或3点半——突然间，电视就停了，没信号了，”卢克说。“我拿出电话打给我叔叔，我说，‘一切都好吗？’他说，‘不，现在塔利班占领了我们的地区、我们家所在的地方。战斗就在几条街之外。’你可以从电话里听到正在进行的射击，电视信号没了是因为塔利班占领了那个地区。所以电视台所有工作人员都逃走了。”
他一挂断电话，卢克的电话又开始响了。他可以通过电话获知塔利班的进展。当塔利班穿过每个地区时，那里的基督徒都会给他打电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去哪里？”
他对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跑。”
每个人都在逃亡。因为塔利班同时扮演着法官和行刑官的角色，他们不需要法庭，也没有正当法律程序，更不要说人权了。如果一个塔利班战士认为你犯了罪，他就可以杀了你，不会有任何反响。阿富汗人知道这一点，基督徒开始逃亡。
“很多人都是从各省跑出来的，”卢克说。“他们来到了喀布尔。我们必须为他们找到房子，我们必须帮他们寄钱。西联汇款不能用，银行没有足够的钱，自动取款机不工作……成百上千的绝望家庭正在逃往下一个城市，再下一个城市，再下一个城市，并试图找到出路。但依然什么都没有。没有让你继续活下去的办法。”
卢克忙着安排安全屋，打电话到不同的地方看那里能收容多少人、收容多长时间。当有人因为他们的女儿外出没有按照塔利班的着装要求穿衣服而感到惊恐时，卢克让他的叔叔带着布卡过来。他给所有教会领袖发短信：把你们的圣经处理掉，把你们的书籍都藏好，删除电脑上的资料。
随着省会的沦陷——8月6日第一个，8月7日第二个，8月8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所有人都向喀布尔逃亡。美军在那里、政府在那里，它不可能倒下——至少不可能马上倒下。
“我们当中的领袖们随后意识到，喀布尔的沦陷不是将来的事情，”卢克说。“当时，唯一能够获得的签证是申请巴基斯坦签证，而这将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大使馆给出的等候时间就是那么长。而且没有航班可以选择。所以我们为他们预订了8月24日的航班。”
但是，8月24日太晚了。
拉赫马特就住在喀布尔。8月15日那天，他正坐在家里办公。大约上午10点钟，一位教会成员来找他：“我们走吧，塔利班已经到了。”
“你在开玩笑吗？”拉赫马特问道。“我没有。”教会成员说。“我们走吧。”
拉赫马特给卢克打电话，告诉他塔利班就在喀布尔。“这不可能，”卢克告诉他。
“我可以听到他们的枪声，”拉赫马特说。“他们现在就在这里。”
卢克告诉他：“快跑。”
拉玛赞也在喀布尔。他所在教会的领袖也来到他家帮助他销毁文件，他们删除了他的闪存，他们甚至删了他的婚礼照片——他和沙姆西亚举行了一场美丽的基督徒婚礼。他不忍心烧掉属灵书籍，所以他们把书放到了马路边。到处都是抢劫的人，谁知道呢？或许有人会带回家阅读。
几个小时后，一个穆斯林亲戚来到拉玛赞的住处找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为了帮助他。也许是为了警告他，也可能是为了告发他，或者抢夺他的东西，或者带走他的妻子和孩子。
但到那个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带着护照、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套换洗的衣服，拉玛赞、沙姆西亚和孩子们已经离开。
拜登总统希望美国的撤军能够“负责任地、谨慎地、安全地”进行。与此相反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惊慌失措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机场的停机坪上拥挤推搡着，甚至挂在起飞的飞机机身上。
《纽约时报》报道说：“失误接二连三，美国的撤离计划解体了。”
《华尔街日报》说：“混乱的阿富汗撤军是二十年来连续犯错的最终结果。”
《大西洋报》称之为“乔·拜登的西贡”。
喀布尔与西贡有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随着塔利班的到来，特种部队官兵正在损毁大使馆的硬盘和焚烧文件。美国知道自己必须撤退阿富汗人，特别是那些因为为美国人工作而给自己带来危险的阿富汗人。但是，阿富汗人要获得美国的特殊移民签证，平均要等四年。
8月2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优先难民计划，但根本没有人手、也没有程序去执行这个难民计划。所有在喀布尔的大使馆都关闭了，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去了机场。没有任何出路给阿富汗人。
最后，美国政府将会在阿富汗留下近100名美国人，以及至少62,000名身处危机之中的阿富汗翻译和其他人。
美国的军事灾难并不是秘密。当政府显然没有准备好处理难民疏散时，私人救援行动开始启动。军队退伍军人、非营利组织雇员、国防承包商、普通人——任何在阿富汗认识人的人，似乎都在努力提供帮助。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如何从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救援难民。
在阿联酋，乔希和珍妮一直在祷告，并关注着各种帮助和努力。但是他们看到了一些差距——没有人再帮忙做旅行文件，没有人在检查可能的出路。基于自己曾在华盛顿工作的背景，似乎他们应该能够做些什么。于是他们打了几个电话。
其中一个电话是打给他们的朋友杰斯（Jess），她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恰好，下周她要去阿联酋度假，并计划和乔希、珍妮见面。
杰斯抵达后的一个晚上，她和珍妮开车去了卢克和莎拉的住处。
“当时我们……坐在那个房间里，”珍妮说。“我们要给认识的人打电话，你要给别人打电话，让我们看看能发生什么。我们在一起呆了24小时，给华盛顿打电话、给在机场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打电话，我是说，能打的人都打了。卢克也在打电话。我们试图把所有这些人联系起来。”
那天的电话起了一些作用。卢克、杰斯和珍妮最终将18名信徒（其中一些是卢克的家人）与美军联系起来。8月28日，这些阿富汗人在喀布尔登上了一架美军飞机。卢克、杰斯和珍妮跟踪航班整整三个小时，看着飞机降落在多哈，在那里他们被带到一个美军基地安顿。
好吧，这个临时组建的阿联酋团队认为，看来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接下来是拉玛赞和拉赫马特，他们与其他20名基督徒一起在机场围墙外等待。
喀布尔只有一个机场，由苏联人在1960年建造。在过去的20年里，它一直是北约、美国和阿富汗国防军的军事基地，也是前往印度或土耳其等地的商业航班的地方。当塔利班于8月15日进入喀布尔时，阿富汗国防军立即逃离，把机场交给了北约。
也许你已经看过照片或视频。那地方的混乱非常疯狂。人们蜂拥到登机桥、飞机和跑道之间，周边全是军人，在数万人中尝试维持纪律。
这些人中包括了拉赫马特和拉玛赞。
“他们已经去了机场，”乔希说。“他们去了两次。他们第一次去机场的时候，在那里呆了四天四夜——只是住在外面，试图进去但未能成功……那里的条件很糟糕。”
拉赫马特和拉玛赞每隔一小时就会向卢克发送他们的GPS坐标。乔希、珍妮、杰西和卢克穷尽他们能想到的每一个角度出发帮助他们。机场的情况很糟糕——拥挤、混乱、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厕所，有零星的枪声，还有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孩子们（有五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都脱水了。
“显然，在美军仍在阿富汗的整个期间，这种压力和紧张一直持续着，”乔希说。“除非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否则他们总是有希望搭上另一架飞机。”
最后，乔希不得不给拉赫马特和拉玛赞打电话，告诉他们最后一班飞机已经离开。
“我记得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的那个晚上，当大使离开时，我给他们打电话，说实话，我只是流着泪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乔希说。“说实话，我只能说我们多么尊重他们和他们的信心，以及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父亲和丈夫，还有他们带领他们的孩子和妻子经历这场灾难的方式。然后说，‘我们不会放弃，你知道。我们会尽力而为。现在我们会想另一条途径。’”
基督徒不能回家——特别是那些改过身份证的教会领袖，因此他们只能躲起来。他们与朋友住在一起，住在旅馆里或者住在空公寓里。他们经常搬家。男人们蓄起了胡须、把头巾包在头上，女人则遮遮掩掩。每个人都很感激新冠疫情，因为他们有了充足的理由戴口罩遮脸。
在一间酒店里，这些基督徒们注意到大厅里有塔利班战士。太可怕了！
珍妮说：“这很令人震惊。后来，他们说他们的楼层里有塔利班。然后他们说，‘他们真的在这幢楼里，到哪都能看到，这家酒店就像一个塔利班酒店，基本上他们无处不在。’……我记得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活不下去了，’并感到那一刻的沉重，……我们的朋友真的有可能活不过今晚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们对话，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吗？感受到那一刻的沉重，你会对一个认为自己可能会马上殉道的人说些什么呢？”
珍妮想起当时她为他们所作的祷告：“主啊，如果塔利班进来并开始射击，请让他们杀死所有人。请不要让他们仅仅杀了男人，然后抢走女人当新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美国的杰西，阿联酋的乔希、珍妮和卢克，以及阿富汗的人们通过短信交换了意见。通往巴基斯坦的边界是否开放？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如何？有什么办法能让直升机进入吗？
他们用诗歌（《主必保守我》、《坚固保障》、《唯有基督》）和圣经经文（“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罗马书5:3；“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1:4；“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20:7）互相鼓励。
躲藏着的基督徒当中弥漫着持续的恐惧、感到无聊，而且越来越没有盼望，发过来的消息有时听起来让人灰心。“我们都很害怕——我的女儿尤其害怕”、“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所有的路都堵住了”、“这样逃亡和躲藏，我们能生存多久？”、“让我们放弃吧”……
用短信，乔希和珍妮以及杰斯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说着同样的话：“无论如何，你都在我们善良而又有主权的上帝手中平安稳妥。”“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为你祈祷。”“我们爱你。”
每个人的神经都开始崩溃了。没有人敢睡觉——这些阿富汗基督徒惧怕受到来自同胞的夜间突袭。他们收到过那些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人发来的信息——有些是“我们在追捕你们”，有些则是“小心！塔利班在这里寻找你们。塔利班在这里寻找你们。”
乔希、珍妮和卢克白天与阿富汗基督徒沟通，晚上与华盛顿特区协调。此时，他们正在追踪安全屋中的大约60个阿富汗基督徒家庭。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食物、衣服，并且每隔几天就要被转移一次。整件事每天花费约10,000美元。
“唯一的希望是耶稣，”拉玛赞发来短信。“否则我们会失去盼望和思想。”
可行的离开途径逐渐浮出水面。退伍军人、非营利组织、国防承包商和感兴趣的支持者正在汇集他们的资源，与航空公司和政府达成协议经营进入阿富汗的包机。
想要登上这些航班难如登天，但它们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坐上了飞机，就意味着你有票、有护照，而且有地方可去。你的行动是合法的。
更快、更确定的出路是陆路：只要花600美元，你就可以买到假签证和登机牌，然后越过边境去伊朗、巴基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这意味着可以离开阿富汗。然而，如果没有正式文件，你也会成为难民，对你的未来只有非常有限的选择，其中许多选择很危险。
阿富汗的基督徒一直在权衡他们的这些选择。等待合法途径会更好，但前提是你能活到那时候。
“这是一个可靠的选项，那也是一个可靠的选项，我们已经走完了90%的路，但是有一些东西把你挡住了。”珍妮说。“有一次，我们在大白板上列出了所有努力，我们想，‘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优先，这些是我们的第二优先。’它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不同的国家，有些选项很疯狂，都是因为华盛顿特区许多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跳了进来，自愿花了无数时间试图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
卢克、杰斯、乔希和珍妮花了三个星期才找到适合拉赫马特、拉玛赞和其他人的航班。在整个过程中，基督徒们一直不断地转移到新的安全屋、更换电话号码，并对塔利班微笑，希望他们看起来高兴。没有足够的信息、营养或良好的休息，所有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好事：有人给他们拍照或问他们的名字，外面有枪声，有传言说塔利班在追捕任何讲英语的人。阿富汗人担心他们的孩子多于担心自己——如果他们不能离开阿富汗，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孩子们已经开始生病了，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医院过夜。
一段时间后，他们听到有航班从马扎里沙里夫（Mazar-e Sharif）起飞的传言。想到这值得一试，这群人乘坐巴士在破损的道路上行驶了10个小时，经过了16个塔利班检查站。他们到达之后就同时收到了好消息和坏消息：由于华盛顿特区的朋友们，他们22个名字出现在航班清单上。但是每一架次航班的起飞都需要塔利班的批准。
这个循环是这样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请求起飞。”
“不行，今天不可以有航班。待命。”
最后，终于可以起飞了。这些基督徒穿过更多的塔利班检查站，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拿到的机票是手写的而不能用生物识别系统扫描的缘故。
他们应该登机的时候，拉玛赞发来一条语音：
“他们拦下了扎西尔和他的家人，”他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复印件——他的登记文件是一个复印件，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现在他们正以某种方式进行检查。求你了，你能为此祷告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信息开始来回传送：“谁没有上飞机？”“扎西尔？”“他有一张登机牌，对吗？他通过了安检吗？他的名字在旅客名单上吗？”
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了。
扎西尔来自马扎尔地区，他在当地基督徒当中小有名气——也许这是塔利班对他很熟悉的原因。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检查人员对他的名字怎么拼写产生了困惑，这时一个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让他赶紧跑上飞机。他照做了。
“扎西尔上飞机了吗？”乔希问。
“是的。”拉赫马特发来短信。
“哈利路亚！” 乔希回道。他用了七个感叹号。
“赞美主——我们非常爱你！”杰斯补充道。
“飞机现在正在起飞，”拉赫马特回复道。
几个小时后。“我们刚刚到了多哈。”
“每一秒钟，主都在于我们同在。”几周后，拉玛赞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陆军基地这样告诉我。
“我当时在默想马太福音14章，当耶稣要求祂的门徒去到海的另一边时，”他说。“在海中有一场风暴，有黑暗、有恐惧。门徒们想‘我们会死的’。但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刻，在黑暗中，在艰难里行走。在这两个月里，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上帝在哪里？但我马上想到了马太福音的那部分内容。上帝就在这里——我们应当关注耶稣，而不是关注困难。”
乔希和珍妮对这个圆满的结局感到欣喜。他们邀请卢克和莎拉过来庆祝。但在整个过程中，卢克的电话一直在响。
“他正在接所有这些来自阿富汗绝望基督徒的电话，”珍妮说。“他还接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富裕基督徒的电话，后者都想资助这个项目。每个人都来找他，说，‘帮助我’或者‘联系我’。”
因此，珍妮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她在投入海外事奉之前在华盛顿度过了那么长的一个职业生涯。她回到了她的白板和EXCEL文档、手机通话记录上。到目前为止，她和卢克已经帮助协调了至少40名阿富汗人逃往美国，50人逃往塔吉克斯坦，80人逃往巴西，120人逃往阿联酋，200人逃往伊朗。
但仍有数百人被困在阿富汗，包括一些在身份证上把自己改为基督徒的人。
这些人是她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每年，关注全球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组织“敞开的门”（Open Doors）都会列出一份基督徒受逼迫最严重国家的名单。在过去的20年里，朝鲜一直稳居榜首。说实话，我以为一直都会这样。
但是今年一月，阿富汗将朝鲜从第一名中挤掉了。因为现在在阿富汗，基督徒是国家的敌人。他们不仅可以被禁止购物或禁止接受医疗服务，而且可以不经正当程序就杀害。
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国外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上帝完全抛弃了这个国家。伊斯兰圣战者以监禁、殴打和杀戮的方式进驻阿富汗，妇女被要求回家而不能上学或工作。今天，大多数阿富汗女孩只能在学校上到六年级，只有少数妇女能够去工作。妇女不能在没有男性亲属的情况下进行长途旅行，也不能在没有遮盖自己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共场合。那些抗议的人有时会人间蒸发。
在支撑经济的外国援助离开阿富汗后，当地经济也在崩溃。受过教育的人继续逃离这个国家，工作机会很少，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没有工资。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干旱，小麦和面粉价格在过去六个月里暴涨了50%。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是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些家庭用孩子换取食物的故事。
抗议塔利班的阿富汗人——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建议政府应该给教师或其他公务员发工资——都遭到了殴打、逮捕或杀害。还记得那个声称对谋杀一个南非基督徒家庭负责的塔利班发言人吗？他现在是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
基督教的小火苗似乎几乎被扑灭了。卢克估计，8月之前，阿富汗有8,000到10,000名基督徒。他们不可能知道还剩下多少人，或者几年后还会有多少人。显然只会更少，而且他们肯定要比以前更安静。
但是不要以为神没有在工作。
“老实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可以看到祂的恩手、祂的同在，以及来自祂的神迹。”拉赫马特说。“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看到。远在我出生之前，上帝就注定了这一天要让我们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阿富汗家庭教会的领袖现在分散在少数几个国家。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彼此的联系，他们仍然忙于写作和输出好的神学，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卢克用达里语建立了九标志网站。沙姆西亚在纳什维尔与南希·葛丝瑞（Nancy Guthrie）一起举办了西缅释经工作坊。其他人则在地方教会服事——拉赫马特在他的教会教导其他阿富汗难民达里语圣经课程。
有些人甚至在关注神学院。突然间，一年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阿富汗教会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在阿联酋接受超过几个月的乔希和约翰的培训——不但有可能，而且唾手可得。
现在，拉赫马特和他的家人住在路易维尔（Louisville），他是以马内利浸信会（Immanuel Baptist Church）的成员。拉玛赞住在附近。他去了第三大道浸信会（Third Avenue Baptist），他的牧师是纪格睿——拉玛赞读过所有他写的书。
还有更多的领袖在阿富汗之外。
“到一月份，我们开始接触到许多对福音感兴趣的阿富汗境内人士，包括我的许多家人，他们打电话，联系我说：‘我们该怎么认识耶稣呢？’”卢克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阅读圣经的链接发给他们。”
卢克的社交媒体账号总是会收到信息，有数百条，来自阿富汗的人们带着属灵问题。上帝在哪里？上帝是否存在？祂是良善的还是像安拉一样？
“从一月份开始往前回溯两三个月，我一直非常灰心，非常失望，（因为看起来）教会已经消失了，”卢克说。“不，现在看来它没有消失。上帝在那里。上帝就在那里。祂的灵在那里工作。我们不知道上帝将如何利用这个故事来实现祂的国度和祂的荣耀。但是我们的工作肯定没有在阿富汗完成。”
这项工作在路易维尔也没有完成，在巴西、在阿联酋都没有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富汗教会刚刚派出了数百名宣教士，他们都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信主的，忍受了巨大的迫害，并看着上帝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救援。
“这是一个荣耀的故事，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坚持了他们的信仰，”乔希说。“他们是忠心的。他们要忠心到底，他们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主拯救了他们。而且这绝对是满有荣光的。主为祂的子民有过许多次拯救，这个故事——显然我们会在永恒中知道它的全部影响——也是其中之一，看到主所做的一切是如此的荣幸。”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scape from Kab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