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年前，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出版了《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这部著作虽然内容深奥，却生动描绘了现代西方人及其生活中的道德观念。此后多年来，许多西方文化一直沿着他在这部严谨著作中描述的轨迹前行。这一点在安乐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许这正是观察西方迷失灵魂的最佳视角。
继加拿大、瑞士、荷兰、比利时和美国部分州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开始重新审视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生命的神圣性和无条件价值、人的尊严不可剥夺（无论是患病、贫困还是残疾），以及医生应当维护而非终结生命。目前，苏格兰和欧洲其他地区也正在讨论这一问题。
对基督徒来说，这种局面令人困惑不安。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邻舍和政界人士会兴高采烈地破坏这些价值观，而另一些人却感到恐惧和绝望。在伦敦，当那些坐轮椅的人士在国会大厦外悲痛哭泣时，一位议员透露，支持安乐死的同僚们正在议员餐厅举杯庆祝。就在那些不知所措、惶恐不安的残障人士维权人士呐喊声可及之处，有名人支持者正在电视直播中接受记者的祝贺。面对如此场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西方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认知。与祖辈以及当今许多非西方人相比，他们认为人有义务表达内心的真实自我，主张他们的自由和个性理想。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反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职。
然而，要践行这些道德义务并非易事。毕竟，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独立的个体。当一个人执意表达自我时，难免会影响到他人彰显个性的权利。如何拿捏这个分寸，始终是个难题。试想，如果为了实现“真我”、充分展现个性，就必须让他人付出重大代价，这又该如何是好？这种权衡一直深深困扰着西方人的心理，但正如泰勒所言，人们往往难以说清其中的伦理问题。
泰勒提出的“难以言说的伦理”困境一直困扰着现代西方人。英格兰和威尔士最近的议会辩论就是个典型案例：面对关乎整个社会生死存亡的重大议题，竟然只用了五个小时进行辩论，每位发言者仅有短短几分钟时间来讨论这份刚公布几周的法案。批评者指出，许多议员似乎连他们支持的法案最基本的内容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仅凭直觉就在如此重大的事务上立法？遗憾的是，如果泰勒的判断没错，这恰恰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处理伦理问题的普遍方式。
查尔斯·泰勒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现代西方人对“尊严”这个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在讨论安乐死议题时，“尊严”是个经常提及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热门词汇。我们虽然经常谈论尊严，但我们对待尊严的方式却可能会让祖先们觉得难以理解。
在远古的前基督教时代，尊严更多是一种通过奋斗而获得的成就，而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人们需要通过克服困境或承受苦难来获得尊严。基督教改变了这种观念，教导人们既要把尊严看作上帝赐予的礼物，也要把它视为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然而在今天，这种理解已变得空洞。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尊严沦为一种自我宣告（“作为自由人，我拥有尊严，因为这是我说了算”）。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自由的个体同样可能作出这样令人不安的宣告：“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尊严，因为这是我说了算。”（安乐死的反对者经常指出，弱势群体很容易在这方面受到胁迫：如果他们实际上是因为社会暗示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才作出这种宣告的呢？）
泰勒还发现，除了这种现代式的自我宣告，现代西方人对苦难和死亡的恐惧也变得格外强烈。与先辈们不同，现代人很少有在家庭和社区中照顾病人的经历。死亡往往发生在私密的、消毒的环境中，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逐渐远离信仰的世界里，我们也失去了帮助我们从生存本质层面理解死亡的共同认知。（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那些服务于临终患者的医疗工作者，往往比那些无神论的政治家更反对安乐死。）
由此可见，安乐死是世俗化西方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许多人会把它的推进视为一种进步，这并不奇怪。但即使在世俗的西方文化内部，安乐死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同。面对议员餐厅里举杯庆祝、而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在外痛哭的场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查尔斯·泰勒的观点在这里很有启发。对某些人来说，世俗化也许抛弃了上帝，但作为自由个体，我们仍然需要为某些事物而活。我们可能觉得很多事物都很美好（比如自由、自我掌控、名声、事业、本真性、自我接纳等）。然而，只有当我们认为其中一些事物比其他更重要时，生活才真正有意义。如果完全持相对主义态度，认为所有事物都同等重要，这样的生活是行不通的。
泰勒认为，世俗化的人们会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是在所有可能的“美好”事物中，选择一个并将其奉为至高。实际上，它成了你的偶像，成了唯一的美好——不仅对你而言，对他人也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你开始想把自己心中最高的美好强加给他人。
举个例子，那些向梵高珍贵画作泼汤的“停止石油”抗议者，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展厅里其他人正在欣赏这幅杰作。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者推崇某一种“美好”（环保）。然而，在她眼中，环保成了唯一真正的美好，其他参观者的审美享受或艺术理想已不再重要。类似地，那些深度世俗化的政治家，他们将个人自主视为唯一真正的美好，投票支持安乐死，对身边残障人士维权者的眼泪无动于衷。尽管他们推崇的最高价值不同——一个是个人自主，一个是气候变化——但背后的心态是一样的。
不过，将某一美好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非唯一选择。泰勒还指出，有些世俗化的人会同时重视几种不同的“美好”，较为温和地对待这些价值，试图在它们之间寻求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平衡。
比如有些人绝不会想到去损毁梵高的画作，但会选择使用竹制牙刷，每周只吃几次肉，为飞行碳排放付费抵消飞行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他们会解释说，这次飞行是为了照顾远方的家人，而且是全年唯一的一次），同时又总是担心自己在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美好”时是否做得够好。再比如某些世俗化的政治家“原则上支持安乐死”，但又在思考如何在个人自主原则与其他美好价值（如生命平等）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权衡可能导向任何结果，而且每种选择都充满焦虑。在英格兰，一位知名支持者坦言，追求自主的真正代价将由残障人士和穷人承担。尽管这让他“感到不安”，但他仍然选择支持。与此相反，其他议员则对安乐死持谨慎态度，同时思考着如何在社会中分担这种自主权带来的代价。
就这一点而言，世俗化是人类悲剧，也造成了诸多混乱。那么，为什么要用查尔斯·泰勒的哲学分析来回应呢？这其实是有充分理由的。
早期基督徒生活在一个残酷而暴力的世界中。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存在却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改变主要通过具体行动实现：他们收养弃婴、拒绝观看角斗表演、照顾瘟疫中的垂死之人等等。通过这些行动，基督徒挑战并改变了他们所处的世界，也为基督和教会赢得了许多信徒。今天，我们也必须同样脚踏实地。教会应当成为这样的地方：那些容易被世俗化“人性尊严”观念影响的人，在这里能听到上帝视他们为无限珍贵的信息。这种信息还必须通过教会对那些被社会忽视群体的具体关怀来体现。
然而，早期教会的工作并不止于此。特土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尤其是奥古斯丁都认为，罗马世界面临着类似泰勒所说的“难以言说的伦理”困境。他们的异教邻舍按照一些约定俗成的直觉、观念对待生活和死亡，但他们往往是被动接受这些观念，而不加批判。因此，早期教父们开始讲一个不同的故事：向异教徒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及福音如何最终超越并实现了他们文化中最崇高的追求。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让许多人信主，也拯救了许多生命。在今天，我们也必须做同样的事——为此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ngland’s Assisted Suicide Bill and the Disordered Western So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