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鲍力生（David Powlison）博士在罹患胰腺癌之后，于2019年6月7日上午11点（美东时间）在宾州格兰塞德自己的家中平安离世，享年69岁。
大卫的母亲朵拉·鲍力生（Dora Powlison），常被称为“朵蒂（Dodie）”。她出生于华盛顿州的汤森德港（ Port Townsend），1948年移居夏威夷。作为一名教师，她在火奴鲁鲁（Honolulu，即“檀香山”）当地的中心联合教会幼儿园服事了多年。
大卫的父亲彼得·鲍力生（Peter Powlison），出生于土耳其，在欧胡岛东岸凯卢阿（Kailua）的拉尼卡（Lanikai）社区长大。
彼得的父亲亚瑟·鲍力生（Arthur K. Powlison）在二十世纪20年代是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员、水手和造船工，他当时得到夏威夷政府的允许，得以在悬崖边建造一间海滨小屋。唯一的条件是：不能挪走或摧毁任何岩石，因为这些岩石对夏威夷当地人而言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在没有雕刻或削凿任何一块岩石的情况下，他建筑了“山顶之家”（现在是一处地标建筑）。他利用岩石天然的构造作为承重的支柱，同时以悬崖上的岩石作为小屋的地板。
小屋俯瞰卡内奥赫（Kaneohe）海军航空基地，位于珍珠港以东20英里处。1941年12月7日，一个周日的早晨，安妮·鲍力生正在为她的两个女儿和四位客人预备早餐。此时，她注意到窗外翻滚的烟雾和火焰，正是日军对航空基地的轰炸所导致的。她甚至能与几位飞过的飞行员有目光接触。她写信给彼得，当时彼得正在华盛顿大学就读，是个大二的学生。她每天给他一些突袭后的最新消息。（多年后，这些信件被发现，并收集在一本书中。）在二战期间，有三年的时间，美军征用了鲍力生家的山顶小屋，作为训练基地和用以侦测日军轰炸机的高地。
彼得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并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以后，与朵蒂结婚并回到夏威夷生活。1949年，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普纳荷初中（Punahou’s Junior School）教书——同一年，大卫出生。1951年，在彼得的协助下，普纳荷学院（Punahou Academy）创立了亚洲历史系。
彼得·鲍力生的教师生涯著名到一个地步，当他在1981年从学校提早退休时，学校让他的授课教室——格里芬201室——跟他一同荣休。
彼得·鲍力生在高中与大学时代一直都是国家级游泳健将。在年届64岁时，虽然经历了4次心脏搭桥手术，他仍然在东京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中赢得5枚金牌，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
彼得于1987年7月10日在夏威夷大学离世，时年65岁，当时他刚在一个游泳大师赛中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1949年12月14日，大卫·亚瑟·鲍力生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出生，他是彼得和朵拉·鲍力生三个孩子中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以理和黛安。
彼得·鲍力生在儿子3岁时已教会他游泳。童年时代的大卫，几乎每天都会去离家最近的海滩。
多年之后，大卫回顾自己在美国第50个州的文化环境中，作为一个白人成长的经历：
我生长在一个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都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火奴鲁鲁。我在学校里的大部分同学都是美亚混血儿。我父亲教授亚洲历史课程，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的客人中，有至少一半来自南亚或东亚。
大卫的父亲从来不强迫他做任何事。大卫常常被他们这种父子关系所吸引。在大学时期，他就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写了一份70页的论文，递交给他在哈佛的教授格塔尔斯（Goethals）。
和他的父亲一样，大卫在火奴鲁鲁的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就读，这是一间私立大学的预科学校，他从学前班一直读到12年级。
（1967年，在大卫从普纳荷毕业4年之后，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10岁5年级男孩收到奖学金，进入这所知名学校就读。奥巴马于1979年从该校高中毕业。）
鲍力生一家当时参加的是一所自由派的主流教会——那间教会实际的信仰可以说是一位论（不信三位一体）。青年时期的大卫有着这样的想法：
耶稣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他关怀比他不幸的人。因此，我们都要做这样的好人，去关心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
这就是他起初对耶稣和基督教思想的总括。
在高中时代，大卫开始专注于存在主义的问题：什么是永恒？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是谁？他与那所有名无实的主流教会渐行渐远。那时的他认为，对那些拒绝面对艰难现实的人而言，基督教只是一种客气的粉饰。
在那段时期，他自己也面对死亡与人性败坏的问题，包括遭遇校园霸凌（针对他和别人的），同班同学被杀，朋友自杀，接触色情制品，亲眼见到人用毒品自我毁灭。
他后来写道：
一位男士走在一条黑暗的乡间道路上，被一辆汽车撞死了，当时我是那辆车上的乘客。我仍然能看见他的脸——他在最后几秒钟转向我们的前车灯。当我们撞到他时，我看见了他的眼睛。
我爷爷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之后，我坐在他的床边。他搜寻自己一生的成就、人际关系、抱负和旅程。他在寻找一些持久的意义，一些他能抓住的东西，一些他能告诉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但他所提及的每一样，都似乎在他眼前崩塌了。最后，他所能告诉我的，就是生命远超过金钱，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情绪崩溃到哭泣。
在与他道别之后，我坐在医院外面的台阶上，也开始哭泣。
1967年，大卫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关系学，并于1971年春获得学士学位。高中的最后两年，他一直都是国家级游泳健将，在哈佛的最后三年中，他每年都获得全校游泳冠军。
但在他内在的灵性世界中，状况并不是很好：
学术、运动、事业都无法承受身份和意义的重担。
亲密的关系失败了。
尝试毒品几乎使我发疯。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中心。
我们总是最后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
他在哈佛入学时主修数学与科学，但很快就转到心理学和社会学，接着又转到了文学与艺术专业。
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T. S.艾略特的作品，他慢慢地意识到，基督教直接回应了生命中诸多重大的问题，即便他还无法接受基督教本身的教导。
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他的兴趣涉及激进政治学、反越战、毒品文化、存在主义、印度教和新纪元运动。他参与了激进的学生政治运动，成为哈佛大学民主社会学生分会的领袖。在他们与波士顿警方（深受爱尔兰文化影响）的一次冲突中，大卫被指定为“医护兵”，他身穿迷彩服，却佩戴军医臂章。当警方的警戒线被冲破，警察开始追捕学生时，两位警察将他逼到一条巷子的角落，他跳过了一道很高的围墙才得以逃脱。
1972年至1973年，他在布尔纽伍德精神病院（Bournewood Psychiatric Hospital）担任职业治疗师。1973年至197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市的麦克林精神病院（McLean Psychiatric Hospital）担任心理医疗师。这家医院距离哈佛仅有5英里。
正是在生命中的这段时期，他意外地彻底归信并跟随了基督。
在哈佛，大卫最好的朋友和室友鲍勃·克莱默（Bob Kramer）在20岁时成了基督徒。他们都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并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开始了持久的对话与辩论。
大卫记得：
我很固执。
我能接受基督教信仰逻辑的合理性。但我的每个念头最后都进入同一个死胡同。
我不想要有人来拯救我。
我不想要有人来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与方式来过自己的生活。但是神却对我的生命有其他的想法。祂施怜悯于我。
1975年8月31日，一个周日的晚上——在他们从哈佛毕业4年以后——鲍勃带着一种意料之外、不同寻常的坦诚，与大卫进行了一次谈话。在此之前，他们针对圣经、基督和哲学的常见问题已经有过许多讨论，绕着树丛走了一圈又一圈，大卫却一直在回避。
但那天晚上，鲍伯突然变得非常直接。他说：
大卫，黛安和我非常爱你。
我和我认识的人一样尊重你…
但是你所相信的……和你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正在毁了自己。
大卫回忆接下去所发生的事：
我知道他是对的。圣灵使用他的话语，就好像一个穿透铁甲的炮弹。我全面而具体地意识到了自己在基督面前的罪、污秽、不信。这一刻，好像我所有的经历都从眼前闪现而过。我感受到自己诸多罪的重担。其中两个最深刺痛我的，并不在寻常那些令人厌恶的过犯之列。
作为一个有存在主义哲学倾向的人，我相信的是：绝望，而非快乐，才是人生最终的结局。
以及，作为一个想要掌管自己人生的人，我不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我不断地拒绝祂。
我意识到自己在这两方面都错了。
当我回应他时（1分钟之后？10分钟之后？），我问道：“我要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鲍勃跟他分享了以西结书36:25-27，从赐盼望的神而来的一个应许：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大卫继续：
鲍勃邀请我向神求怜悯。我祈求神的怜悯。神是充满怜悯的。万古之久的应许仍是真实的——神乐意拯救、饶恕罪恶、创造新生命、赐下圣灵、应许帮助我们去顺服。这一切，祂都做到了。祂找到了我，并引导我回家。我在耶稣的喜乐和爱中感到惊喜。
大卫并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中”。但是，他呼求要得到拯救：“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鲍勃给了大卫一本简短的《新生命》小册子，是布道家杰克·米勒 （Jack Miller）写的。这本小册子解答了大卫心中的疑问，就是如何凭信心去回应基督。
此时夜色已深，大卫独自驾车回家。对于“哦，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件事，他毫无感觉。相反，大卫坐在车里，独自思想：“嗯，这很有意思。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个罪人。”
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他已经精疲力尽，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大卫的心中充满了喜乐。进入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个基督徒。” “我回家了。”
他后来写道：
我一生的旅程，就好像走在一条炎热、布满灰尘的路上，我一直在寻找一些神以外的东西。但是祂却在找我，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回家了，我发现自己已经被找到，发现自己被爱着。我成了一个基督徒。
在25岁时，他重生了。
但作为一个成年才归信的信徒，他始终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感觉，并未因为他的归信而完全失去。他说：
接下来所受的教育和实践经历——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学位，60年代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价值观的格格不入，在麦克林精神病院病房中3年的工作，在宾州大学的博士学习——强化了批判性去文化思想的习惯，及对辉格式凯旋主义的厌恶。作为成年以后才信仰基督教的人，以及一个有时在凯旋主义和有时在教区主义运动中的参与者，某些时候我仍觉得自己是陌生的保守基督新教领域中的陌生人。
1975年秋天，大卫遇见了楠希·加德纳（Nancy Gardner）。在宾州格兰塞德西敏神学院的艺术节上，她进行了多媒体展示。鲍勃·克莱默当时已是西敏神学院的学生，而大卫——一位刚刚信主的初信者——是作为想申请入学的学生来访问神学院。
一年以后，1976年秋天，大卫进入西敏神学院学习。克莱默一家邀请楠希和大卫去他们家共进午餐。楠希来费城是为了拍摄西敏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也是一位艺术家，在大卫所住辅导中心的地下室里做陶艺。她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一个多媒体展演：“陶匠”。
大卫和楠希在费城又相遇了几次，跟其他人一起服事，但并没有开始恋爱。那年冬天，他们一起服事新罕布什尔州奥尔内斯特（Owl’s Nest, New Hampshire）一个为中学生组织的FOCUS儿童营会，担任辅导员。FOCUS的事工主要服事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地区各州的私立预科学校学生（跟英国的Bash营会很类似，约翰·斯托得就是通过这个事工信主的）。鲍勃·克莱默和查理·德鲁（Charlie Drew）都是他们的朋友，也一同参与FOCUS的事工。虽然外面寒风刺骨，大卫和楠却跟着孩子们一起去越野滑雪，他们在一个湖心岛的黑冰上滑冰，玩得超级开心。
多年后，楠在一首写给大卫的诗中回忆起那晚：
记得那个奇妙的满月之夜
流畅的滑行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湖面上
和孩子们连成一道长鞭
而我俩
太害羞，不敢拉手
就牵着彼此的影儿
哦，清澈夜空中的群星！
星星在我们周围飘落
落在我们脚边
我们穿过了星光
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
你那颗满月般的心
和那件蓝色外套！
记得那小岛
树影像雪地上的书法
书写着形似圣经的文字
而我们——被孩子们环绕
就只是两个人
然后滑向归途
寒风啪啪地打
在我们的脸上
而光
倾入光中
莫名地，我们知道
大卫入学时在宾州的西敏神学院就读道学硕士学位，于1980年从神学院毕业。大卫和楠育有3个孩子：彼得（Peter，1980年出生），格雯丝（Gwenyth，1982年出生）和哈拿（Hannah，1986年出生）。
同一年，大卫成为CCEF（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会）的作者、编辑和辅导员。CCEF于1968年创立于宾州的格兰塞德。大卫同时也成为西敏神学院的客座教授。
此后，他又在宾大取得文学硕士（1986年）和哲学博士（1996年）的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对科学史与医学史领域的探讨：“成功的辅导？保守新教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历史”（“Competent to Counsel? The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Anti-Psychiatry Movement”）（论文后发表于《圣经辅导运动：历史与背景》[The Biblical Counseling Movement: History and Context ]一书中）。
1970年，一位41岁的长老会牧师杰·亚当斯（Jay Adams），出版了他所著《成功的辅导》（Competent to Counsel）一书，在美国基督教保守派中开启了一场反精神病学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亚当斯受到莫勒（O. H. Mowrer）和托马斯·沙茨（Thomas Szasz）的激励，他提出了以下三个主要主张：
亚当斯将他的辅导方式命名为“劝诫式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这个名称由希腊字noutheteo而来，意为“劝诫”）。他很快发展出的体制性形式，与此领域中三个强大的专业团体发生了冲突：
在大卫·鲍力生的工作开始之前，没有人研究过亚当斯和福音派心理治疗师在专业权限上的冲突。他的研究几乎都来自第一手的资源，包括与人面谈、出版物和个案记录。
最终，鲍力生这样写道：
亚当斯在牧师和他们的会众中赢得了追随者，但就跨专业的冲突而言，却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
在20世纪80年代，福音派的心理治疗师成功地维护了他们在生活领域中的文化性权威，将其体制性的权柄延伸到了高等教育、出版和护理医疗等领域中。
劝诫式辅导运动与主流的保守基督教变得疏离；它的体制也开始萎缩；其内部出现了很多断层。但在20世纪90年代，劝诫式辅导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CCEF——大卫的雇主——如此解释他们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以及他们这些年来发展的经历：
“CCEF的早期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先知性的，因此也带来很多争议。教会被挑战要去重新思考他们的信念：人们为何会遇见挣扎，以及如何帮助挣扎的人。CCEF呼召牧师和神学院回到圣经，将之作为贴切、有效的教牧关怀和辅导的最首要根基。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要界定从现代心理学中，我们可以合理地学到什么东西，而圣经提供了方向性的“总结”：以神为中心来看待人、问题和处理方式。这里的关键是：哪项资源是首要的。
随着CCEF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领袖们明显地受益于先驱者的长处，也从他们的弱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推动CCEF的方向，更加敏感于人类的苦难、内心动机的动态过程、福音在信徒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基督身体（教会）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善于与世俗文化对话。”
大卫·鲍力生的传奇开始于他自己的家庭。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孙辈们。
他的传奇也延伸至那些接受他教导，通过他推动的圣经辅导运动，特别是透过CCEF和西敏神学院所指导和接触到的人的生命中。
从某些标准来看，大卫并不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然而，他的散文著作颇丰，特别是他所写的很多小册子，充满了温柔的智慧，对神的话语如何进入生命的每一方面，有很深刻的反思。
他最终成书的一些著作是专门针对那些他教导得特别出色的主题：
他临终前正在写作的一本书计划将于今年秋天面世：
2019年5月23日，大卫·鲍力生原本计划在西敏神学院毕业典礼上致闭幕词。然而他无法参加，因他正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护理。虽然缺席，但他的讲稿仍然被宣读出来，在学生们即将开始公开服事之际，他恳求——如下：
我对你们最深的盼望就是，在你们的个人生命和对他人的事工中，你们都不会害怕公开地表现出软弱，好叫神自己的能力覆庇你们。
在他关于苦难的书中，大卫·鲍力生留意到，面对痛苦和难处时，我们首先的反应常常就是：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
他写道：
（神）为你而来，在肉身中，在基督里，进入苦难，都是为了你。祂不是从远处给你一些建议或不同的视角；祂步入你深重的苦难之中。祂会看顾你到底，从始至终与你在这条道路上同工。祂甚至在绝境中背着你前行。这事实将改变你心中升起的疑问。你内心的改变，将平息“为什么是我？”的问题，让你举目环顾四周。你开始转向自己之外。于是，新的、奇妙的问题形成了。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要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为什么要经历所有的迷失、软弱、艰难、忧伤和死亡？你为什么要为了我，为了所有人如此行？
但你如此而行。
你为了摆在你前方的喜乐而行。你为了爱而行。你行了这一切，让神的荣耀展现在基督的面光之上。
当这更深层的问题水落石出，你开始变得喜乐和理智。整个宇宙不再以你为中心。然后，你也并非无关紧要。神的故事让你看清自己的地位。每件事物都有其价值，但比例会改变，使它们成为更有意义的东西。你面对艰难险阻。但你已经得到更美好的，是永远都无法被夺去的。并且那个更美好的事物，将在你整个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持续地做工。
这问题会产生由衷的回应：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感谢你，我的父。在所有真正的错误之中，也就是在那些现已归你慈爱所管辖的罪与苦难之中，你能赐下一个真正感谢你的声音。
最后，你准备好要提出——也真心认同——一些几乎无法想象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不能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是现在？
从某种意义而言，我的信心可能就像在异常黑暗的世界中点亮了一盏三瓦小夜灯，为什么不是我？如果我的苦难能够将世界的救主彰显，为什么不是我？如果我有这样的殊荣，能够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如果祂用我最深的痛苦使我成圣？如果我不再惧怕邪恶？如果祂以祂的膀臂怀抱着我？如果我的软弱能展现神将我们从一切罪恶中救赎出来的大能？如果我坦诚的挣扎能够让其他挣扎的人看见如何站立得稳？如果我的生命能成为他人盼望的一个来源？
为什么不能是我？
当然，你不会想要受苦，但是你会变得愿意：“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正如祂一样，那位能将人从死亡中救赎出来的，会听见你的大声哭泣和泪水。正如祂一样，你会通过所经历的苦难来学习顺从。正如祂一样，你会同情他人的软弱。正如祂一样，你会温柔地对待无知与悖逆的人。正如祂一样，你会向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显出信仰，向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显出盼望，向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显出爱，向一个正在死去的世界显出生命。
如果神所应许的一切都要成为真实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译/校：生命树辅导中心。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avid Powlison (1949–2019)中文首发于“生命树辅导研究中心”微信平台（微信号：smsfud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