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学界，很少有人像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这样既备受推崇又饱受争议。有趣的是，他的声名却与其真实信仰相去甚远。无论是历史学家、公众评论员、社交媒体用户，还是像约翰·里奇（John Rich）这样的乡村音乐人，都一致认为达秘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之父。前千禧年论被视为锡安主义影响美国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其影响力功过难断。
达秘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贡献是重拾使徒教导。而反对者则超出了正常的历史分析范畴，声称他的影响力来自于涉足神秘学、与共济会的关系，甚至一些极端阴谋论者认为更糟糕的是——他得到了神秘犹太金融家的支持。（说到底，要是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论还怎么编下去呢？）
那么，关于达秘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在传播时代论和推动锡安主义政治方面究竟该承担多大责任？
达秘若知道自己至今仍受到如此关注，恐怕会大吃一惊。1882 年达秘去世时，他的墓碑上刻着“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句话源自《哥林多后书》6 章 9 节，既反映了他在认可他为领袖的宗教团体中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圈外人对他的漠视。然而，将近 150 年后的今天，达秘之名早已超出了这个日渐式微的团体，为更多人所熟知。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常把一些达秘本人并不认同的观点归咎于他。
无论是那些视达秘为恢复使徒真理之源的支持者，还是那些认为他应为教会神学衰落和中东外交政策灾难负责的批评者，历史上的真实达秘似乎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相反，美国福音派人士为了寻找一段“可用的”历史，彻底重塑了达秘的贡献。这种做法极具讽刺色彩，尤其是其中一小部分改革宗福音派人士，他们执意要将某些神学观点归咎于达秘。然而，这些观点在达秘出生前的几个世纪里，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中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了。
约翰·纳尔逊·达秘 1800 年出生在一个富贵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等名人有些渊源，在加勒比拥有种植园，还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有几处乡间庄园。达秘先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就读，后来进入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并于 1819 年以古典学金奖的优异成绩毕业。起初，达秘对法律颇感兴趣，但很快就转向了爱尔兰圣公会的圣职。1820 年代中期，达秘在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开始了他的第一份牧职，周围许多都是贫困的乡村天主教徒，那时的他还不是一个福音派信徒。
1820 年代末，达秘骑马时出了意外，这个事故竟成了他灵性觉醒的契机。此后，他接受了加尔文主义味道浓浓的人论和救赎论观点。像当时许多年轻、躁动不安的改革派圣公会信徒一样，达秘很快开始质疑教会体制，并思考在伊拉斯图主义体制下（伊拉斯图主义主张国家在教会事务上拥有最高权力——译注），作为国教的爱尔兰圣公会是否应该继续受到英国政府的庇护。当达秘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其中也包括少数年轻女性）建立联系后，他的思想逐渐成型。
这些人在都柏林、牛津和英格兰西南部各郡逐渐建立起了关系网，并开始创办教会。到了 1830 年代初，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教会坐落在普利茅斯（Plymouth）。这个城镇的“弟兄会”给这个新兴运动提供了名称。从 1830 年代末开始，达秘开始在讲法语的欧洲国家四处游历传教。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两类群体：一类是在偏远农舍聚会的小规模信徒群体，另一类是在日内瓦和洛桑追求神学研究的高学历年轻人。正是在这些人中间，达秘开始发展出他关于教会和末世的一些核心思想。
1840 年代初，达秘重返普利茅斯时，发现整个弟兄会运动已经偏离了原有的方向。在该运动的核心教会里正在传播并纵容一些严重违背基督论的错误教导。达秘呼吁弟兄会采取一致的惩治，但支持他的只是少数派。
于是，达秘带领这些“纯粹弟兄会”成员脱离了主流运动，组建了一个新的教会网络，这个网络更加倚重他的领导。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达秘得以自由发展他的思想，几乎不需要与他人的观点或行为发生冲突。从 1860 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在北美各地奔波，将大湖区周边的英语基督徒与中西部讲法语的信徒联系起来。
达秘和其他人主要通过出版物来维系这个松散的网络。弟兄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涵盖面极广：从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的福音小册子，到即便在 1880 年代初期仍在发表拉丁文文章的高深神学期刊，不一而足。
达秘不知疲倦地旅行，六次横渡大西洋。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远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探访当地的基督徒。直到 70 多岁高龄，当他开始放慢脚步，首次考虑安定下来时，他已经写下了约 1900 万字的著作，包括一部完整的圣经注释；至少将新约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并能用英语、爱尔兰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毛利语讲道。
在漫长的事奉生涯中，达秘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神学思想。在神观方面，他是一位正统的三位一体论者，对亚他那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推崇备至。在救恩论上，他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但与改革宗信条不同，他不认为人有自由意志。他特别赞同英国国教《三十九条信纲》中关于拣选得救的论述。
达秘还提出，称义包括赦罪，但不包括基督主动顺服的归算。他从圣经角度为这一观点辩护，指出称义源于神的义，而非“基督的义”——他认为这一说法在新约中根本不存在。达秘还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论证，称基督主动顺服归算的教义在加尔文、《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圣公会讲道集，甚至《威斯敏斯特信条》中都未曾出现。
关于圣灵的工作，达秘认为五旬节是神子民属灵经历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暂时性神迹恩赐的突然涌现，更标志着一种全新属灵经历的开始。如果教会能一直忠心直到主再来，这种经历本应持续下去。
达秘对圣灵工作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他的教会观。他认为教会由所有与基督联合的人组成，是圣灵在世上工作的特殊领域。他主张基督徒应该摒弃宗派忠诚带来的分裂，而应在这些体制之外聚会，让圣灵引导，向天父和圣子献上敬拜。值得一提的是，达秘始终支持为信徒的儿女施洗。
在末世论方面，达秘的观点从历史派前千禧年主义转变为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论。这一转变并非如某些阴谋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受到玛格丽特·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爱德华·欧文的一位年轻追随者）预言的影响，而是源于另一位爱尔兰弟兄托马斯·特威迪（Thomas Tweedy）的论点。达秘认为，犹太人终将重返应许之地，就如同他预见英帝国的解体、联合王国的分裂以及爱尔兰独立一样。
然而，达秘并不赞同将救赎历史划分为七个时代的观点。这种观点在 17 世纪末就已经在神学界广为流传。达秘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认为神只向犹太人设立了三个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时代，而且这三个时代仅存在于大洪水和基督被钉十字架之间，是同时并存而非依次发生的。
达秘在讨论时代论时，用语有时不够严谨。因此，他偶尔会使用 19 世纪福音派中常见的“教会时代”这样的词汇来指代当前时期。但是，当他更为严谨地写作时，我们会发现，其实并非达秘本人，而是那些批评他的改革宗人士在主张教会时代是一个独立的时代。
达秘的主张虽然引人注目，但几乎没什么新意。眼光敏锐的改革宗批评者发现，几乎所有区别于其他教派的弟兄会观点，都能追溯到 17 世纪。
在救恩论方面，不少清教徒（包括威斯敏斯特神学会议的成员）都否认称义包含了基督主动顺服的归算。
在圣灵论和教会论上，许多清教徒（包括约翰·欧文）都赞同基督徒应该聚在一起研读圣经、祷告（达秘还加上了守圣餐），不需要神职人员的监督，只需等候圣灵的引导。
在末世论方面，《日内瓦圣经》（1560 年版）就已经提出了末世犹太人归主的教义。虽然约翰·里奇（John Rich）最近声称《日内瓦圣经》是第一本带注释的圣经，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很多清教徒（包括欧文）、后来的后千禧年主义者（如大卫·布朗 [David Brown]）以及前千禧年主义者（如查尔斯·司布真和莱尔）都教导犹太人将重返应许之地。就连达秘的灾前被提学说也并非凭空而来。
有趣的是，达秘最明显偏离早期现代先例的地方，恰恰是他否认救赎历史经历了七个连续的时代。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达秘并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论者。“时代论”和“时代论者”这两个词是在他去世 30 年后才出现的，用来区分他的观点（不属于“时代论”）和《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观点（属于时代论）。即便达秘知道这个词，他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时代论”。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就是合乎圣经的。
当然，这种对达秘的描述可能让那些寻求可用过去的福音派人士觉得既陌生又缺乏吸引力。现代时代论主要是在美国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受司可福的影响远大于达秘。如果改革宗批评者想要指责达秘的救恩观，他们就得面对一个事实：达秘所持的这些观点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上就已经被人辩护过了。改革宗传统的支持者也不能把锡安主义归咎于达秘，因为在他出生前的两百年里，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就已经广泛支持这一观点了。
在许多有关达秘遗产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存在着一个比误解神学家名誉更为严重的问题。美国福音派寻求可用历史的倾向近来变得更加危险。越来越多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如今谴责达秘，认为他应该为锡安主义的流行负责。
这种指责在多个方面都站不住脚，尤其是因为在达秘出生前的几个世纪里，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就已经在提倡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了。更重要的是，达秘一直主张基督徒应该完全远离政治。他甚至认为，基督徒作为属天的子民，永远都不应该参与投票。实际上，达秘反对民主制度，他认为选举权的扩大是一场宪政革命的一部分，标志着末日的来临，并将摧毁国家对上帝责任的认知。
不过，这种针对达秘的指责被提出来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在过去几年里，一帮数量很少，声音却很大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已经抛弃了他们传统中长期关心犹太人并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立场，转而宣扬那些历来被视为反犹太主义的言论。难道犹太人不再是“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了吗？也许现在我们该停止讨论福音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应该开始反思政治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了。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arby, Dispens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Antisemit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