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四千人聚集在伦敦东部，他们怀揣着共同的担忧，思考如何重振西方文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感，因为“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的定位似乎在不断变化。不过，这次活动显然是为实干家准备的，它的对象是那些决心改善西方现状的人，而不是为那些只会空想或抱怨的人。
虽然责任公民联盟并非基督徒大会，但基督徒占据了参会者的很大一部分。演讲嘉宾包括来自政治、商业、教育、心理学和信仰领域的国际思想领袖，他们的演讲既像讲道，又像TED演讲。责任公民联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里，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问题自由交织，毫无拘束。
菲利帕·斯特劳德（Philippa Stroud）作为责任公民联盟的CEO兼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英国福音派圈子中颇具影响力的领袖。在她看来，我们当如何应对时代，是一项紧迫任务。她认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我们面临着重要抉择。菲利帕的声音坚定有力，令人联想到《指环王》中加拉德丽尔（Galadriel）的语调。她宣称，责任公民联盟大会并非是在一种危机重重或末日恐慌的氛围中召开的，而是带着一种“以人为本、充满希望、乐观的世界愿景”，旨在回答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斯特劳德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第 61 章，呼吁观众“修复我们共同遗产的古老废墟”。
与此同时，《卫报》（The Guardian）将这次大会称为“另类右翼的天堂”，该报重点关注了参会阵容，其中包括英国保守党政客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从 2023 年首届责任公民联盟大会到今年二月的这次大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2023 年的责任公民联盟大会上，参会者多是政治异见者，他们是寻找志同道合盟友的边缘声音。但今年，右翼立场却成为了一种潮流。
尽管“反觉醒”（woke-bashing）仍然是许多演讲中的主题，但现实是，文化势头已经重新转向了右翼。这个联盟之所以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进步派/左派。现在，这个对手至少已经有部分落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颇具影响力的右翼人士和参会者将如何运用他们新获得的力量？他们将如何塑造它、利用它，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如何将其基督教化？
如果责任公民联盟是为建设者而设，那么他们究竟在建设什么？
在更加务实的经济和政治议题的讨论之间，穿插了一些关于存在主义问题的演讲。这些正是我渴望听到的内容。和许多人一样，我非常好奇，随着世俗叙事在我们周围不断崩塌，西方的下一个主导叙事会是什么。
正是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叙事对这个听众群体显得尤为重要且引人注目，无论听众是宗教信徒还是非宗教人士。大家普遍认同，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某种深刻的道德框架，将继续动荡不安，那么为什么不回归那些最初塑造了西方的价值观呢？正如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ron）在大会上所说：“讲述西方文明的故事，不可能不提及神。”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备受尊敬的基督教声音登上舞台，毫不避讳地向听众分享他们的基督教价值观。艾米·奥尔-尤因（Amy Orr-Ewing）、葛尼斯（Os Guinness）、藤村真（Makoto Fujimura）和乔纳森·帕戈（Jonathan Pageau）等人都指向了圣经中的神，并强调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祂。
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时刻是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稍微批评了一下特朗普和马斯克，引来了现场一些人的嘘声。我听到有人评论说，布鲁克斯的演讲带有提摩太·凯勒那种更具亲和力的精神，他既指出精英们应当反思他们对社会衰落的所起的作用，同时也鼓励听众守护我们的属灵遗产。布鲁克斯的演讲揭示了会场内的分歧——展现出关于基督教应如何在社会中实践和发挥作用的不同观点。
责任公民联盟大会已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朝圣地”，这一点更加凸显了上述现象。这些知识分子因接受或赞赏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互联网圈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作为这一群体的领军人物之一、前“新无神论”倡导者艾恩·赫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强调西方国家需要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为公民提供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指南。她熟练地引用了《创世记》《利未记》《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中的经文。一直以圣经解读著称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将“自愿的舍己牺牲”这一基督式美德置于文明的核心位置。彼得·泰尔（Peter Thiel）从基督教视角阐述了人工智能属灵层面的问题，而玛丽·哈灵顿（Mary Harrington）则频繁提及“神的形象”（imago Dei）。
基督徒们仍在思考，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从无神论和文化战争的废墟中涌现的高调皈依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指责拥抱了一种“文明基督教”（civilizational Christianity），他们将基督教信仰工具化，以团结民众并最终战胜“觉醒主义”和伊斯兰教。
然而，这当中的许多人也承认，他们的信主具有更多个人或属灵层面的原因。尽管如此，基督徒对他们的信仰忠诚持谨慎态度也情有可原。他们的信仰是否仅仅是在当前文化斗争中的一种战略联盟？葛尼斯感受到了这种张力，他在大会上明确表示：“如果基督教信仰仅被视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它将无法为文明做出任何贡献。”
与此同时，格伦·斯克里夫纳（Glen Scrivener）和贾斯汀·布里尔利（Justin Brierley）与参会者交流，他们与许多年轻人进行了非常丰富的对话。这些年轻人最初是被保守派的政治思想吸引而来，但现在对讲台上不断强调的属灵部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责任公民联盟大会上，基督教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个人信仰的私事，也不是采取一种低调、温和的方式（即通过在个人影响范围内慢慢改变文化）。相反，许多演讲者公开、大声地宣扬基督教与当代高度相关，它是复兴西方文明计划的基石。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基督教的目的是建立繁荣的社会、富裕的家庭和强大的民族国家吗？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耶稣本人一无所有、居无定所，大部分时间祂都在路边医治偶遇的乞丐和病人。
大会结束后，我听到一些人评论说，基督教伦理的某些核心部分似乎被忽略了——特别是美国左派所坚持的基本信条：关爱边缘群体。说句公道话，许多与会者可能认为，蓬勃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conomic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他们可能认为这个话题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如此，这套基本基督教原则的缺失并未被忽视。
这一运动引起了广泛共鸣。一些演讲在YouTube上迅速走红。无论你对责任公民联盟有何看法，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几位与我交谈的基督徒强调了责任公民联盟中的“联盟”部分——这是一个由来自不同观点和理念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探讨如何塑造未来。他们将责任公民联盟视为一个平台，作为基督徒，他们可以在这里实践信仰并推动事情取得进展。
责任公民联盟看起来是一个灵活的组织，愿意接受反馈，并且在不断成长和学习。虽然他们已经敏锐地指出了文化中的问题，但未来的方向仍然不确定。我很好奇，他们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最终会如何协调——蒂尔的技术资本主义愿景会不会吞噬以传统家庭为中心的保守主义基础？不过，他们正在开发的解决方案确实引发了非常重要的讨论。
大会结束后，我脑海中萦绕着几个紧迫的问题：基督徒应如何与权力互动？我们应该是一种拥抱反主流文化的基督教还是一种强硬的基督教？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君士坦丁时刻”——类似于公元四世纪基督教首次与君士坦丁大帝的国家权力结盟的时刻——而这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基督徒的使命是建设文明还是捍卫文明？
围绕这些问题，新的阵营正在兴起。责任公民联盟直言不讳的一个批评者是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他认为，文明并非核心目标，历史上教会多次为了追求文化影响力而放弃了其先知性的声音。文明有时兴旺，有时衰败——而我们正在为一个超越世俗的国度而努力。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种态度是一种放弃，带有失败主义的色彩。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则认为文明确实重要：“我相信，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有利于生命、而非走向死亡的文化和政治秩序，这点至关重要。”这里出现了一个从园子到城市的论点，强调圣经始于一座园子，最终指向一个繁荣的文明，这表明人类的天性倾向于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要建设城市和文明，难道不应该建设好的城市和文明吗？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责任公民联盟大会是一个引导他们能量和资源的平台。
责任公民联盟大会/组织反映了当今基督教社区面临的更广泛的张力和机遇。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基督教传统中寻找解答现代问题的方法。历史上基督教信仰在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一种是在社会边缘繁荣的信仰，具有颠覆性和先知性，另一种是塑造世界、奠定文明基础的信仰。
如今，社会对宗教有了新的开放态度，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基督徒能否在管理机构、修复破损的东西、建设持久事物的同时，不忘记我们只是天路过客，在世上暂居一时而已？“修复古老的废墟”这一呼吁激荡人心，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的信息远比强大国家的蓝图更为丰富。基督的真正信息是关于一群人集体的降服、舍己奉献、以及用爱重新打造一个新世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任务一如既往，就是要努力处理这些古老的矛盾：既要参与世界的建设，又不能完全融入世界；既要修复当下的破损，又要记住我们的目标是永恒的国度。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Constantine Question and Christianity’s Future in the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