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克劳奇是作家，也是讲员，但他并不持改革宗神学立场。至少不是在每一个观点上都那么“改革宗”。
克劳奇是通过联合循道会的灵恩派复兴运动信主的，因此总体上来说他的神学大体上属于阿民念主义、循道宗的体系。
但在信仰与工作的议题上，克劳奇非常地、百分之一百地“改革宗”。
“当我开始写《创造文化》（Culture Making）一书时，我机缘巧合地进入了改革宗关于信仰和工作的丰富思想传统。”他说，“在过往十年的校园服事经历中，我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给大学生们一个丰富的、基于圣经的，关于为什么和如何作为学生服事神的教导。”
这个问题代价不菲，克劳奇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校际学生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哈佛大学的学费在他工作期间从一年23700美元涨到了33110美元，2019年涨到了46,340美元。
“我们校园事工强调的是个人对基督的委身、有深度的基督徒共同体、以及对边缘人士、贫穷群体的服务——这些都是重要的圣经主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常春藤盟校学位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追求这三点，而且花费也少得多。”他说。“因此，我们要基于一个怎样的圣经框架思想学生在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工作，或是参加划船社或大学合唱团的课外活动呢？”
克劳奇曾经读过彼得·柏格（Peter Berger）等“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人士的作品，但“直到我开始阅读改革宗作家，才发现真正细致的神学与文化社会学可以有很好的关联。我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宗派的影响，例如重洗派的尤达（Yoder）、豪尔沃斯（Hauerwas），还有埃卢尔（Ellul——我认为他的神学是改革宗的，但气质上来看是个重洗派），以及天主教关于社会关怀的教导。不过，我的结论是至少在新教里面，改革宗培养了对人类文化活动最细致的思考。”
2008年，克劳奇出版了《创造文化：恢复我们被造时所蒙的呼召》（Culture Making: Recovering Our Creative Calling）一书。该书认为，基督徒对文化的最佳影响不是退出社会，而是更好地创造文化。
这就暴露了他的改革宗倾向。
“安迪·克劳奇通过为我们兴奋地描述了创造、堕落和更新这一圣经戏剧，很好地支持了为文化门训这一运动，”富勒神学院名誉院长理毛瑞琪（Richard Mouw）这样写道。提摩太·凯勒则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将关于基督教和文化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著作之一，”而生命路出版社（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福音联盟博主特雷文·瓦克斯（Trevin Wax）则称其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将在福音派内部创造出自己的新文化。”
瓦克斯是对的。这本书最终落到了两位年轻的企业家手中，他们希望帮助其他企业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他们的信仰与工作联系起来。
戴夫·布兰查德（Dave Blanchard）说：“就建立实践和审视文化而言，《创造文化》这本书是最能塑造我们的著作之一。” 2011年，他与乔什·关（Josh Kwan）一起创立了Praxis，以支持基督教企业家。
而Praxis也的确培养了新一代的基督徒企业家。七年来，他们已经教导和指导了数百人，他们的创业平台吸引了500名投资者4000万美元的投资，在40多个国家创造了2800个全职工作岗位，年收入达2亿美元。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了商业世界里（92%），所有的人都听过、读过、谈论过自己的信仰如何与工作神学以及日常细节彼此连结。
2011年3月，Praxis邀请了克劳奇加入团队，以加强和引领整个团队关于神学和文化的思考。
“安迪的加入真正丰富了我们围绕救赎性创业的想法，”布兰查德说。“Praxis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帮助我们思考教会应该如何理解文化，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做。”
这时机似乎是完美的。克劳奇正在为信仰和工作建立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圣经和神学观点，而Praxis正在用它举起一面旗帜来聚集基督徒企业家，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工作者正在影响着就业市场。
而千禧一代——自婴儿潮以来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并不希望用他们朝九晚五的时间去攀登企业里的阶层架构，以此来换取“宝马车与游泳池”。
相反，像克劳奇和Praxis一样，他们正在寻找有创意、关心社会，以及有意义的工作。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与基督教就信仰与工作这一话题进行对话的时机。
千禧一代的工作习惯很难确定。他们既动力不足（四分之一的人住在家里，不工作也不上学），又是工作狂（与其他世代相比，他们不太会用假期，而且即便用了也会对此感到内疚）。他们期待一个“有趣和有社交”的工作环境（88%），但愿意牺牲这一点而选择一个能赚大钱的企业（62%）。他们更放松——穿的衣服不那么正式，在家工作——但也更焦虑（27%的人说他们工作压力大，而婴儿潮一代中这个比例只有12%）。
而且他们既是创业者（62%的人都有他们很想创办的梦想事业），又比前几代人的创业人数少。两年前，一个为创业者服务的研究和倡导组织告诉美国参议院，千禧一代“有望成为近代史上最没有创业精神的一代”。
不过，鉴于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在30多岁或40多岁才开始创业，现在就认为他们不会创业可能还为时过早。“千禧一代可能就像一座休眠的创业火山，大约十年后就会爆发。”《大西洋》（Atlantic）资深编辑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写道。
但即使千禧一代的创业公司没有充斥着市场，他们的人数——到2025年，他们将占到劳动力的75%——以及他们的社会意识正在影响有关工作的对话。
高达94%的千禧一代希望自己的“技能能够造福于某项事业”；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即使报酬较低，他们也会选择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工作（远高于普通美国人的55%）。10人中有9人愿意更换日用品牌来支持一项事业。
这种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基督王国的衰退，”克劳奇说。“当社会和教会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时——哪怕只是名义上——你不必考虑那么多你的工作如何与你的信仰相联系这样的问题。这一切都隐含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好人会周日去教堂，周一到周五去工作，他们建立的企业不会做可怕的事情，至少我们不会以为他们会做可怕的事情。”
但随着与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关联开始松动，人们开始对工作提出不同的问题，克劳奇说。他们也开始从中要求更多的东西。
“当广泛的文化与宗教失去了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关联，你还在哪里找到意义？”他问。“意义的位置已经转移到了工作上。所以我们对工作的期望值也高了很多。”
除此之外，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在上升（2016年美国人当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33%，而1940年这个数字是4.6%）。“教育预备了人们进入一种流动的生活，并将意义附加到他们的工作中，”克劳奇说。“有些人一直都在这样做，但现在它已经成为常态……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信仰如何与工作相联系的问题。”
出生于1980年的戴夫·布兰查德擦过了千禧一代的边（皮尤研究中心把千禧一代定义为1981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人）。他是一个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从二年级开始就把车库租给朋友、让他们有地方互相出售棒球卡，他从小就是个创业者。
而且他也是所谓的“连续创业者”——28岁时，他已经创办并卖掉了两家公司，并在一家名为IDEO的全球设计公司工作，帮助其他创业者。
在IDEO工作的时候，他开始“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回归信仰”，并四处寻找一些千禧一代也在寻找的目标——只是他希望的更深入、更有目的性。他需要一个组织，能够帮助基督徒企业家将他们的工作与信仰联系起来。
“他们因为信仰才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说。“他们正在思考呼召的问题，他们正在寻找可以与之分享生活经验的人，这样才能深入地反应他们的价值观。”
但是，虽然他可以为他们找到优秀的商业导师，以及优秀的属灵导师，但要找到“以有意义的方式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人却比较困难。
然后在2010年，一个共同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乔什·关——一名拥有MBA学位的记者，同时也在一家基督教家族基金会担任国际捐赠总监。
“他向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拨款，并看到了支持基督教企业家的类似机会，” 布兰查德说。没过多久，两人就意识到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打电话给他们能想到的每个人——大约150人，这些人可能有兴趣指导企业家，或成为一个被指导的企业家，或者资助这个计划。“大约六个月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最难的部分并不是寻找指导者，有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的网络和组织，一旦你找到其中一个，他们通常可以为你找到更多。
但要找到基督徒企业家则不容易。
“我们无法自然而然地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找到这样的人，”布兰查德说。“这样的人往往低着头，打造自己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布兰查德和乔什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导师会对我们说（尤其是对那些世俗工作做的非常卓越的人来说），‘真的有基督徒在那里做有趣的事情吗？’”
“我们会说，‘我们希望真的有。’”
2011年布兰查德和乔什招满了第一个12人的班级，并成立了Praxis（这个词是希腊语“行动”的意思），因此布兰查德和乔什的意思是“行动中的信仰”。然后，他们又凑齐了十几个人成了一个班，然后又凑了一个班……越来越容易。到2014年，他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可以把平台上的企业家分成两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他们仍然设定了每个班人数上限是12个，这是“适合大家互相了解的规模”。）
“大概在两年前，我们就不再关心下一年是否还能开一个班，” 布兰查德说。他们的发现是，的确有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在做有趣的事情——“这对我们这个组织和更广泛的社区来说是最鼓舞人心的事情。”
例如，在今年的企业家训练班中，有两位企业家正在建造一家酒店，那个酒店的每间客房收入都能支持一个有需要的儿童，互联网所收取的费用则用于打击人口贩运，房间里的电视能屏蔽色情节目并提供具有社会意识的纪录片。一家洗车店设置了具体而快速的员工晋升途径（18个月进入管理层和获得69,000美元年薪）来对抗贫困，并颠覆了工资制度——在工作两周前而不是工作两周后支付工资，这是为了彰显我们的工作方式：向神感恩而不是为了回报。
而通过向无家可归者发放电脑芯片——允许路人读这些故事，并把资金捐赠给预先批准的合作伙伴和非营利组织，有两位基督徒企业家帮助了把无家可归者送到辅导机构，并为西雅图市节省了大约60万美元。
这些只是营利性企业。非营利组织包括了贾斯丁·哥波尼（Justin Giboney）的AND Campaign和迈克尔·维尔（Michael Wear）的政治团体Public Faith，到为东非中小企业提供圣经辅导和小额贷款的Hiinga，以及为防止遗弃和鼓励收养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支持的Chosen & Dearly Loved。
“有一些忠心的基督徒蒙召去做一些惊人的事情，”布兰查德说。而且，他发现，他们渴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在一起，处理他们心中深藏的问题。”
第一个Praxis项目是针对早期创业者的加速器。它的工作方式与同类商业项目很相似——提供为期半年的指导，帮助进行商业设计，并介绍支持者和投资者——但一切都植根于基督教的观点。
“对我们来说，不把两者（信仰和工作）割裂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布兰查德说。他和乔什不是仅仅希望在计划书最后加点圣经经文，或者在会议上进行单独的信仰演讲。“当人们谈论筹款或招聘和解雇时，我们希望从信仰的角度谈论这些。我们谈的是我们要主张的神学思考和规范。”
举个例子来说，Praxis倾向于评估忠心而不是评估结果。“世人都在说，‘如果你没有得到结果，就说明你做得不对’，”布兰查德说。强调忠心“最终可以给很多企业家带来释放。他们感到这种压力，要尽可能快地朝着目标前进。只要那种野心是好的，我们都支持。但当它开始让创始人筋疲力尽、焦头烂额的时候，这种野心就不可能见证神。”
5月，Praxis发布了《生命守则》（Rule of Life），这是一套有助于明确职场中基督徒如何以实际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作见证的指南。如果你觉得这本小册子听起来像克劳奇所说的话，那是因为他是主要起草人，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作的努力”。
Praxis要求入驻企业家考虑承诺遵守这一规则，其中包括捐赠至少10%的总收入，每天脱离技术一段时间，每天和在重大决定的时候祷告。
它还要求放下权威，以便他人能够获得进步——这观点直接来自克劳奇2016年出版的《坚强与软弱》（Strong and Weak）一书，该书后来获得了福音联盟好书奖，看重他们指导的人中有经济和种族的多样性，以及（对于一群既感受到外部压力又有强大内在驱动力的人来说，最难做到）每周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时间。
“Praxis改变了我的生活，”杰西卡（Jessica Kim）说，她已经创办并卖掉了两家公司，正在与Praxis合作筹建她的第三家公司。她精力充沛，手舞足蹈，在我们50分钟的早餐中，她想出了一个为新网站添加内容的点子。
“我陷入了科技创业的忙碌中，感觉除了工作之外，我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她说，“我已经切断门训关系，也没有时间学习圣经，我一直在想，我只需要完成这下一次的创业就好了。”
杰西卡已经快要崩溃了，“我知道我必须做出改变”，但却不那么乐意加入Praxis的计划（“我最初说不，因为我持怀疑态度”）。
她以前参加过基于信仰或教会主办的商业会议，但它们似乎有点过于理论化。（“好吧，但我只是不得不解雇三个人。我怎么才能做到诚信呢？”）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Praxis就震撼了我的世界，”她说。“这简直是一个警钟。……做一个企业家不是从事一份职业。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是我看待活出信仰的方式。我第一次见到了人，听到了内容，看到了2x2s（这是克劳奇阐述权威和脆弱的方式）。”
史蒂夫（Steve Dziedzic）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作为学生加入之前，他还是Praxis的商业导师（他把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卖给了XO，XO以其婚礼应用The Knot和怀孕应用The Bump而闻名），当他打另一款应用的主意时，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加入Praxis项目（这款名为Lasting的应用就像是“你婚姻的FitBit”）。
“但在第一次聚会之后，我的心就被炸开了。”他说，用手模拟了一次爆炸。“过去我是导师，从未认真听过同为导师的乔恩·泰森（Jon Tyson）所讲的内容。”
泰森是纽约城市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Praxis的属灵督导。“乔恩说，‘伙计，你们Praxis的研究员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研究员，但他们在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上是最差的，’” 史蒂夫回忆说。“乔恩接着说，‘有人问我怎么才能更多祷告，还有人问我我如何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孩子？，还有人问我怎么才能获得休息。我对此的回答是：祷告、陪伴、休息。”
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简单建议，但当你在紧张地推动新业务的诞生时，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这样的东西打入你的心里，”史蒂夫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好事。”
Praxis帮助他记住，神也参与个人的商业生活，忽视神意味着错过商机，而作为一名基督徒工作者意味着“当我设计一个屏幕时，神需要与我的手指同在；当我写内容时，他需要与我的思想同在；当我面试一个新的候选人时，他需要在中心。”
Praxis抛出的信号弹起了作用。超过1,000人——包括250名导师、500名投资人和200名加速器校友——与他们一起积极参与思考和实践救赎式创业。已有40个国家的150多家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这样的“加速”，4000万美元的资本投资已经倍增到2亿美元的总收入。
2014年，Praxis为大学生开办了一个暑期学院（他们每年夏天都会从80所学校聚集200人，为期一周），并为有经验的创业者开办了一个实验室。他们开发了视频课程、期刊和带有练习和案例分析的运作手册。
而Praxis只是一场运动中的一个泡沫，这场运动比Praxis走的更远。最早登场的是15年前由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带领的纽约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发起的信仰与工作中心（Center for Faith & Work ，CFW）。今年1月，该机构加入了救赎主城市植堂网络（Redeemer City to City），以装备和连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信仰与工作上整合”。
CFW的影响力已经遍布全国，由2015年从基督长老会（Christ Presbyterian Church）发起的纳什维尔信仰与工作学院（Nashville Institute of Faith and Work），到2016年在CFW创始人凯瑟琳·阿尔斯托夫（Katherine Leary Alsdorf）的领导下在罗利（Raleigh）成立的新城研究机构（New City Fellows）。她也是Praxis的讲员和导师之一。
2007年，工作神学项目（Theology of Work Project）成立，该项目组出版了《工作神学圣经注释》（ Theology of Work Bible Commentary）。2011年，成立了信仰、工作与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aith, Work, & Economics），以对圣经和经济原则进行思考。2015年，堪萨斯城的基督社区播道会（Christ Community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Kansas City）建立了“被造使之繁荣”机构（Made to Flourish），装备牧师思考信仰与工作。
这些团体欢迎Praxis参与信仰与工作的讨论。
“Praxis正在帮助新一代的企业家构思他们的整个企业，从运营到供应链到政策再到培养人，如何能达到救赎的目的，” “被造使之繁荣”机构的执行董事马特·鲁斯腾（Matt Rusten）说。“但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激励企业家。更多的市场基督徒、牧师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正在注意如何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培养一种救赎性的想象力。”
这些人正在“帮助传播，就像C. S. 路易斯所说的那样，一种‘好的感染’，将基督呼召我们去做的善事与好工作结合起来，这做得很好。”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ndy Crouch and the Culture Ma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