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拜访过一位朋友所在的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assembly）。教会外面的牌子上写着：“除了圣经，没有信条”。然而一进门，我就收到了一份该教会的月度通讯，标题就引用了他们创始人约翰·纳尔逊·达比（John Nelson Darby）的一句名言。这份通讯鼓励大家参加成人主日学和周三晚上的青年团契——很显然，圣经中没有这两种活动。我的这位弟兄会朋友也谈到了“三位一体”和“大使命”（圣经中并没有这两个术语）。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拥有信仰告白，但他们确实有一幅巨大的壁挂，绘制了从被提到永恒的所有末世事件。虽然他们说这幅图仅作参考，没有权威性，但是当我挑战了这幅图上的某个观点并且亲身经历了挑战带来的后果后，我认为这幅图的权威性在这间教会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这位朋友的教会里所见到的这种“圣经主义”（biblicism）是无益的。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教会传统，否认教会传统的存在或否定教会传统的权威都是不诚实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耶稣的告诫，不要让人的传统高过了神的话语。那么，坚持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原则的新教基督徒应当如何一边在教会生活中拥抱和庆祝传统，另一方面又适度地保持谨慎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将拜访一下十六世纪的意大利。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宗教改革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传统是如何运作的。事实证明，传统在教会生活中自始至终都处于核心地位。天主教称这些传统的内容为信仰准则（regula fidei），他们认为这是对基督和使徒们传下来的基督教教义主要内容的规范表述。虽然在整个古代世界晚期直到中世纪，圣经一直充当着规范性的权威，但教会传统的内涵除了圣经之外，还包括了主教制度、教廷和基督教大学等各种观念。因此，原本根植于早期教会信仰内容的信仰传统，逐渐被越滚越大，还包括了传统在数百年来积累的众多神学规范和教会实践中的更广泛应用。
到了16世纪，一些主张教会应当改革的人（这些人大部分后来成了新教基督徒）对神的启示和人的想法之间缺乏界限的混乱表示了顾虑。瑞士和意大利的改教家比路德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以人文主义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粗略地阅读一下布塞尔（Bucer）、加尔文或菲密格里（Vermigli）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引用教会历史上的这类资料（尤其是教父著作）。他们赞美基督教传统的内涵，认为其中有许多神圣的积淀，塑造并丰富了福音派的信仰。然而，他们并不把教会传统、教父著作视为他们的基本权威，他们的权威仅仅来自圣经。
现在让我们特别关注一下意大利宗教改革。当宗教改革家如彼得·菲密格里（1499-1562）发现天主教与之对话的神学家未能将圣经置于教会传统之上时，他有力地加以反对：“我们有一些对手，他们很少或根本不以圣经为基础进行判断，而是以教父和教廷来衡量他们的宗教，以至于他们应当被称为是教父学家（Patrologi），而不是神学家（Theologi）。”对于教廷的决议，菲密格里说，这些决议“不应该在没有选择和不加判断的情况下接受，我们应该只接受和敬重那些把自己的教义保持在圣经规范之内的决议。”最后，对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在实践但却没有足够圣经支持的做法，菲密格里指出基督徒有责任拒绝它们：“教皇一党的人所主张的秘密忏悔（auricular confession）完全是一种迷信。因此我们完全拒绝这样做，是教廷把它强加给我们，并且以此为救赎必需之物，认为是罪得赦免的必要前提，但他们永远无法从圣经的话语中给我们提供这样做的理由。”
当一些具有福音派思想的神职人员们为了实现改革（他们被称为“属灵派”，Spirituali）而聚集在加斯帕罗·康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周围时，另一个圈子则团结在红衣主教吉安·皮特罗·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后来成为教皇保罗四世）周围。这个团体被称为保守派（Zelanti）。后者认为“改革并不意味着迁就新教徒，而是意味着加强教会的纪律性，以及迅速、坚决地镇压异议者。”保守派枢机们坚持认为，新教徒必须接受传统的教会教义，服从教皇的权威，任何欠缺都是对信仰的败坏。这种信念最终导致了他们列出禁书名单、建立宗教法庭，藉此他们抵挡了来自福音派的更新，尤其是反对福音派把圣经放在首位。
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关键时刻是在1541-42年。康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已经去世，这场运动中最伟大的两位传道人，伯纳德诺·奥奇诺（Bernardino Ochino）和彼得·菲密格里不得不从阿尔卑斯山以北逃到了瑞士。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意大利新教福音运动发展的威胁，保罗三世加强了宗教裁判所，而保守派则准备逮捕每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维罗纳主教、福音派支持者吉安·马泰奥·吉伯蒂（Gian Matteo Giberti）认识到该运动在意大利天主教内部已经无以为继，于是他在1542年给朋友写信的时候说：“眼看着我们的一些属灵派（天主教内部的福音派）朋友被处死和放逐，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离开天主教。”
发生在罗马城的一件事可以作为对福音派信仰日益反对的一个例证。1550年2月17日，当一位名叫马尔康托尼奥·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的著名福音派领袖躺在朋友家奄奄一息时，反福音的保守派“黑勋爵”，红衣主教卡拉法（Cardinal Carafa）设法躲在弗拉米尼奥的床后面偷听他的最后忏悔——试图证实他对弗拉米尼奥是个福音派的怀疑。一位即将加冕为教皇保罗四世的红衣主教躲在一个垂死之人的卧室里听他的最后忏悔，这一做法足以证明保守派如何不屈不挠地致力于维护罗马传统。很遗憾，最后这些看传统比圣经更重要的保守派在意大利胜过了高举圣经的福音派。
我喜欢已故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O. J. Brown）对传统-圣经这一挑战的思考。就传统在教会中的作用而言，他说：“如果我们把基督信仰看成是一个试图攀登雪山高峰的过程，那么一种人（天主教徒）会让登山者挤在厚的过分的衣裳里几乎不能动弹，而另一伙人（福音派圣经主义者）可能会让他赤身裸体，光着脚——或者说得更体面一点，穿上短裤和运动鞋——却要面临体温过低的危险。”
那么，只承认圣经是神圣启示的新教基督徒该如何一方面庆祝我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传统掩盖圣经的权威呢？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一方面避免成为保守派，另一方面避免成为“唯有圣经”主义者呢？这里有三个简单的建议。首先，让我们记住，改革宗传统一直欣赏根植于圣经的传统，无论是对教会教父、早期大公会议的研究，还是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改革宗神学家所产生的各种信条声明的确信，改革宗传统乐于赞美从圣经中产生的思想、操练和实践。
其次，我们不要把“唯有圣经”（nuda scriptura）与“唯独圣经”混为一谈。前者忽视教会生活中的所有传统，坚持认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明确、排他的权威来源。这种方法虽然用意很好，但结果却是一种简化主义。它通过限制上帝话语的应用，剥夺了神的话对圣经文本没有阐释的一系列特殊生活情况说话的机会，从而掩盖了神的话语的意义。第三，我们在如何维护传统时要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人类错误的影响。正如布朗所做的有益总结：“我们需要在原则上接受传统，同时我们需要对传统进行批判，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传统，以免它们成为耶稣警告我们的那种‘人的诫命’。”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elebrate and Beware of 'Church Tradition': A Lesson from 16th-Century Ita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