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1年里，我一直都在一间基督教大学教英语文学，这让我感到很蒙福。我说这是一种“蒙福”，因为我的职业不仅使我能够充分利用我在世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九年的学习中所得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能对来自所有（或没有）信仰背景的学生做福音见证和开展门训。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有很多次不得不在学术上培训和指导学生与在属灵上引导和挑战他们之间做出选择。
几个月前，我的学校从休斯顿浸信会大学（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改名为休斯顿基督徒大学（Houston Christian University, HCU），这使得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使命和招生的范围。幸运的是，在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经历这一转变的同时，一位慷慨的捐赠者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思考和祷告，在一所致力于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基督为主的大学里做教师意味着什么。
这位捐赠者提供了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年内，所有教职员工都能少教一门课，以加入由一位资深教员带领、每学期进行的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我们将学习关于圣经和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同时讨论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关键领域：灵命塑造和福音宣教。
今天，很多人会交替使用“天召”（vocation）和“职业”（career）这两个词，但这两个词的词源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指的是一条道路或路线，而前者指的是“召唤”（想想呼叫vocal这个词吧）。为了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所蒙呼召的深度和广度，我所在的小组于2022年秋季已经深入学习了提摩太·凯勒的《工作的意义：在职场中活出信仰》（Every Good Endeavor: Connecting Your Work to God’s Work），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工作与神的工作联系起来。
虽然这本书是十年前出版的，但凯勒的书并没有失去与我们的相关性；事实上，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让我思考主呼召我从事的职业。我将与大家分享我在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所学到的三件事，而学习凯勒的书帮助我厘清了很多想法。
在对我的博士论文进行最后润色时，我开始向全美各地的大学发出简历，寻求任教的机会。我告诉主，我愿意去祂呼召我去的任何地方，但作为一个在郊区长大并在世俗学校上学的北方人，我很确定祂不会把我送到南方、大城市或基督教学校。神仔细聆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出于祂慈爱的护理，祂把我送到了美国第四大城市的一所南方基督教大学担任教师。
我蒙召来到HCU当老师除了证明上帝有幽默感之外，还告诉我：神要我走出舒适区，神有工作要托付给我，但是神已经预备和装备了我去完成这托付。在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读本科时，我有感动去上一些关于印度的课程，尽管我以前从未见过来自印度的人。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快要毕业时，我在国际学生事工（ISI）服事，带领一个韩国人团契和一个中国人团契的查经。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神会派我到这个国家最多元的大学之一，教导来自亚洲（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
凯勒认为，“只有当另一方呼召你去做，而且你是为了他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而去做的时候，某件事情才能成为一种天职或天召。”（55页直译）这不是说你不喜欢或反感这项工作，恰恰相反，这让工作变得更加充实，因为你是蒙召去做这件事——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证明自己或加添自身价值的手段，而是作为对创造和救赎你的那位神的爱和信任。
正如凯勒解释的那样，马丁·路德通过重拾圣经中因信得救的教义，打破了基督教事工和世俗工作之间的人为障碍。“如果宗教工作完全不能为我们赢得在神面前的更高地位，那么我们就不应当视全职宗教工作优于其他形式的劳动”（63页，直译）。因此，路德使基督徒摆脱了对属灵和智识工作的过高评价和对世俗、体力工作的轻看。
路德进一步说到，应当把工作看作是爱心的快乐流露，而不是证明我们自己的繁重努力（63-64页直译）：
福音使我们摆脱了必须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和保证自己身份的无情压力，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来自福音的证明和保证。……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其他人为之努力的东西——救赎、自我价值、良心与和平——现在我们可以仅仅为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而工作。这是一种快乐的牺牲，一种提供自由的限制。
每种职业，包括教师，都有其限制，但这些限制既使我的工作更有意义，也有助于将我塑造成上帝创造我要成为的那种改变者和塑造者。诚然，我的学生进入大学时的学习技能比30年前，甚至5年前要低得多；他们的焦虑也确实比以往要高。但这只是让我有机会作为一名指导者能更直接地帮助他们，希望看到他们成长和成熟，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信心，使他们兴盛。
在越来越多需要直接指导的学生中，我最欣赏的是与第一代学生——也就是家族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之间的互动。与这些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传统的中南美洲移民家庭）的密切互动迫使我审视和重新评估自己对工作性质和价值的看法，也让我重新接触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因为我的祖父辈是1930年左右来到美国的四个希腊移民。
我在现代世俗学校和大学学习的这些年，使我对工作的看法变得根深蒂固，也就是崇尚自主和自我表达。但我所接触的第一代学生则使我重新认识到，工作是为自己的家庭、民族和文化服务的一种更传统、更集体的努力。凯勒很好地描述了这两种对生命、劳作和成功的定义之间的区别（134-35页）：
过去和现在的传统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包含了道德的绝对性，并且这种理解主要通过传统和宗教获得。智慧则透过父母、牧师和掌权者等权威人物从一代传到另一代。这种文化教导他们的成员，如果他们承担并忠于他们在社区中的职责和角色——作为儿子和女儿，作为父亲和母亲，以及作为他们部落和国家的成员——他们的生活就有意义。
尽管凯勒继续揭露了传统文化可能陷入的一些特定的偶像，但他鼓励他的读者考虑，自从启蒙运动取得胜利以来，西方文化与这些古老的价值观之间有多大的差距（137-38页）：
现代社会推翻了宗教、部落和传统等偶像，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经验主义和个人自由作为压倒一切的终极价值。……现代社会不再认为社会包含有约束力的道德真理规范，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比选择他或她想要的生活这一权利更高的标准。
像大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我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被普遍存在的理性、选择和个人自由的世界观所训练，也在鼓励我的学生利用他们所受的教育来重新定义自己和人生的目的。我清楚地记得与一位同事的谈话，他主张教授需要推动他们的学生摆脱束缚性家庭关系，这些关系会阻碍他们在大学里取得优异成绩和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虽然我当时同意，但我的第一代学生帮助我醒悟到这种观点的属灵危险。
我慢慢意识到，上帝对我一生的呼召，不仅仅是教书，也是学习。现代工作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创新，使妇女、少数民族和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能够追求更多的职业道路。但他们这样做是有代价的，我与第一代学生以及来自传统家庭的印度、越南、尼日利亚、菲律宾、埃及和哥伦比亚学生一起工作，这使我了解了这种代价的本质。
我不再认为我的任务是将传统学生变成现代学生。相反，我努力帮助我的第一代学生，以及其他有强烈家庭和种族联结的学生，在不牺牲他们的文化之根和他们使命感的情况下，在现代美国获得成功。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我对天召的认识，还有我的个人呼召是什么大叙事（或元叙事）的一部分。凯勒解释说，这个叙事“必须有一个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解释，一个关于它如何失去平衡的解释，以及一些关于如何使生活恢复正常的方案”（155页）如果使人类失去平衡的罪魁祸首是无知，那就简单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像我这样的教师就会成为真正的英雄，因为我们会拥有超级的力量，只需教育每个人就能带来乌托邦。
但人的问题不是无知，而是对神的犯罪、悖逆和不顺从。因此，教师的角色不是救世主和救赎者，而是指导者和导师。考虑到这一现实，凯勒就我们讲述的叙事和我们接受的职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我们的世界观将我们的工作置于一个历史、一个事业、一个追求以及一组主角和对手的背景中，这样做是为了在高层次上确定我们工作的战略。在日常层面上，我们的世界观将塑造我们个人的互动和决定。”（158页）
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植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Lyceum）和中世纪的天主教大学。虽然它在基督教之前和基督教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这两个阶段都认为（1）教育的原因是使心灵从这个世界的妄想和诱惑中解放出来，（2）教育的追求是使学生能够感知到真、善、美，其对立面是无知，但这是一种故意的无知，在顽固地拒绝看、拒绝理解、拒绝改变方面与罪紧密相连。
我的使命不是要治愈或救赎无知，而是要突破无知，唤醒学生，让他们摆脱困惑、懒惰和骄傲的桎梏，释放出敬畏、谦卑和感激之情。当我教学时，我的目标是吸引他们进入我们正在阅读的文本，进入自摩西和荷马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伟大对话。当我教学时，我的目标是激发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有权利加入这场对话。
我拒绝后基督教大学的世界观，它把知识等同于怀疑，把智慧等同于看穿过去的信仰和传统（他们会说这都是迷信和体制）的批判能力。相反，我尽我所能培养这样一种认知：苏格拉底认为奇迹从知识开始，而教会认为智慧从敬畏耶和华开始。
柏拉图和中世纪的大学是精英主义的，服务的是少数富人和天赋异禀的人，但我在HCU的角色是将教育的祝福扩大到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我蒙召去服事的新邻舍。
耶稣的第一代追随者大部分是穷人，没有受过教育、生活在强大罗马帝国的边缘。另一种第一代现在正坐在我的教室里，我为能够门训他们而感到蒙福。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im Keller Made Me a Better Teac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