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重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演艺时代的公共说理》（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之后想过要停止使用媒体设备：一天24小时都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玩智能手机、不使用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马上想起来，现在的芝加哥是冬天，这意味着看天气预报是出门的先决条件。而且我还在盼着收到我能否打疫苗的重要邮件，还有如果我错过了那些我想念的家人们的消息该如何是好？
我意识到，虽然我认为是我在控制自己能否使用电子产品，但它其实是在控制我——就像控制其他人一样。
1985年，当波兹曼为我们失丧的印刷文化写下了这部经典哀叹时，三大网络占据着主导地位（指当时美国的三大电视台：ABC、NBC和CBS——译注）；“吃豆人游戏”（Pac-Man）当时五岁；《今日美国》（USA Today，美国唯一的彩色版全国性对开日报——译注）三岁；MAC电脑才一岁；有线电视正处于起步阶段；12年后谷歌才出现；14年后网飞（Netflix）才开始营业。想要购买到iPhone和Kindle？我们必须再等22年。尽管现在电视网络的影响已经不及当年，但本书对媒体的批评却从未过时。
在美国殖民时期，娱乐文化还没有如此蓬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现在迥然相异。波兹曼告诉我们，当时阅读“并非精英的特权，各种人群中间都有印刷品的传播”——当然，奴隶除外。虽然人们忙于阅读报纸和小册子，几乎没有时间看书，但他们也重视读书。比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在当时的销量如果换算到今天的美国则相当于3300万册。不仅如此，图书馆和演讲厅的数量也在不断倍增。
为什么农民和商人能够听懂林肯和道格拉斯（每位辩手每次发言3-4个小时）的复杂论点和精心设计的句子？因为听众深受阅读文化的熏陶。甚至美国人的谈话方式也透露了这点。托克维尔（Tocqueville）写到，“一个美国人可能不善闲谈，但他能参与讨论……他对你说话的方式就像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谈吐是被阅读塑造的。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公民生活已经被重复的声音和推特短句所吞噬，即便那些本该提供实质内容的媒体也其实在提供那些噪音。尽管表面上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向公众提供信息。他们都在从事娱乐业。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如何尽可能多吸引用户以便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而这是通过娱乐实现的。想要证据？只需要把他们的尼尔森收视率（Nielsen Ratings，世界上最主要的测量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方法——译注）与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C-SPAN）的相比就知道了。
你无需成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加拿大研究媒体的哲学家——译注）也能认识到，和35年前相比公共说理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几乎不值得看，因为候选人在比谁声音大；政治家们似乎更像是脱口秀演员、拿着话筒在舞台上游走，说着愤世嫉俗的段子，而不是提供愿景或深思熟虑的建设性政策。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听到过一位候选人以深思熟虑的说理说服广大的听众，而不是仅仅通过侮辱对手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来拉拢群众的？
这就是波兹曼感到为难的地方。最让他悲痛的不是印刷文化的丢失，而是公共说理的消亡。
我们已经结束了思考的文化，而变得痴迷于细节末梢和无关紧要的事情。波兹曼将这一现象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中期电报的引入。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可以迅速地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日本的皇室婚姻，巴西的歌剧明星之死，英国的金融丑闻，土耳其的饥荒等等。
这会带来什么危害？波兹曼写到，“电报对公共说理的贡献就是使它变的无聊而且无能。”这些在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些，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电报呈现出来的是没有背景、没有分析、没有观点的孤立事实。电报“使公众说理变得一点都不连贯”。推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报。这就是我们的娱乐新闻文化的本质。
我想，如果在今天波兹曼会走的更远。我们也失去了劝说的能力。在今天的语言中，“劝说”已经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它藏有操纵的意思。而我们的相对主义文化已经把劝说和没有礼貌等同起来。现代社会认定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不受逻辑、事实或经历玷污的观点。
即使是那些喜爱书籍的人也很难（好吧，是我很难）以诚实、文明、合理的方式和与我有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我发现，我很难对我所反对的观点作出一个公平的陈述，并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不知何故，我倾向使用稻草人（故意歪曲、误读一个人的立场并加以攻击——译注），并且持续地攻击稻草人并且希望获胜。
然而，如果有原则的劝说都被禁止或是基本弃用，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达我们的观点呢？许多人似乎都在遵循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嘲讽的建议：“如果事实对你不利，那就讲法律；如果法律对你不利，那就讲事实；如果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那就拍桌子大喊大叫。”不能以言语说服人，我们影响其他人的唯一选择就只有愤怒、胁迫和暴力了。
我们如何才能对抗我们的娱乐文化和思考文化的丧失？即使是波兹曼也很难想出建设性的实现方案，使这部本该非常出色的作品留下了缺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年里，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提出可行的建议来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12年前就不再关注新闻了。我并没有从杂志、报纸、收音机、电视或网页获取有用的信息，而是往往被它们激怒。我用阅读书籍和长篇的深入调查取而代之，我发现这给我的思想和灵魂带来的益处远非不连贯的新闻报道或是充满情感的立场所能比拟的。就像波兹曼写到的，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相比新闻，阅读历史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绝佳途径。极具价值的还有像布莱恩·史蒂文森所著的《正义的慈悲》（Just Mercy），汉森·罗斯林的《真确》（Factfulness），J. D. 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等书。尽管他们主要考虑的也就是过去40年的情况，但他们提供了深思熟虑的观点和分析。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提供了长远的视角。
我采取的另一个做法是阅读那些与我意见相左的书籍。我承认，我很少冒险去读那些比我更保守或更自由的书籍。然而，我发现阅读那些观点有些偏右或偏左的书籍帮助我不那么教条主义、让我更加公平，也许使我更加谦卑。它提醒我，我并不了解一切，也不总是正确的。
是的，我仍然喜欢看电影和电视剧。但得益于波兹曼，我不再从新闻中获取娱乐了。
译：STH；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 Are Still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35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