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系十架路出版社“五种迷思”（5 Myths）系列文章之一。“迷思”的英文为 myth，或译“误解”，即“常被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观念”。
论到书，没有比圣经更重要的了。 圣经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翻译次数最多，也最有影响力的书。正因为这个原因，圣经在我们共同的文化意识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总统若想要自己的演讲更有影响力，或是电影制片人要给电影增加一份厚重感， 他们就会引用圣经。即使在今天，尽管圣经的文化权威在西方日渐衰落，但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的事情。
与任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物一样，圣经在大众心目中也积累了一些迷思般的误解。其中许多都围绕着它的起源。这也许是因为圣经的起源时间跨度很长，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习惯质疑权威。不管是什么原因，关于有史以来最重要之书的来历，在教会内外经常会碰到以下五种迷思。
第一个迷思可能始于17世纪，但《达·芬奇密码》（Davinci Code）将其带入了当代人的视野。无论是公元 325 年尼西亚公会投票决定了哪些书卷可以收入圣经，还是君士坦丁大帝亲自挑选书目，这一迷思的共同点都是认定了圣经的收纳书卷最后是通过一次性的法令确定下来的。虽然这样的解释听上去很简明，但其实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尼西亚会议没有就正典进行投票，君士坦丁大帝也从未规定哪些书属于圣经。
简而言之，基督徒在选择哪些书卷可以收入旧约和新约上，都非常依赖犹太人的先例和使徒的权威。如果一本书为犹太人使用，或是由使徒认定过，它就会被收入圣经。在这两种情况下，圣经的一大批核心书卷很早就得到广泛的认可，而其他的书卷则引来不少争议。就旧约而言，死海古卷、犹太作品和新约本身都表明，到第一世纪末，圣经核心正典已包括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和箴言。以斯帖记和传道书等书则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得到认可。至于新约，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和大多数称为大公使徒书信（Catholic Epistles，雅各书到犹大书）的内容在三世纪末已相当确定，而较短的大公使徒书信（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和启示录则花了更长时间。其他书籍，如《黑马牧人书》（The Sheperd），尽管很受欢迎，但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因为它们写得太晚，不具备使徒的权威。到了四世纪，随着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出现，我们发现了一份与现代新教圣经非常相似的正典清单。
在这一时期，至少在西方教会中，尚未完全确定的是伪经（或称“旁经”）问题，直到宗教改革时才有定论。改教家们追随耶柔米的先例，拒绝把它们归入圣经，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犹太教正典的一部分，而罗马天主教会则接受了这些，因为这些书卷长久以来就为基督徒所使用。这两种不同决定的后果反映在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圣经之间的差异上。
迷思二：圣经原稿已经遗失如果确定正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那么，抄写圣经则花了更长时间。如今，许多人认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圣经的誊抄是如此随意，无章法可循，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圣经作者到底说了些什么。呆伯特漫画（Dilbert）的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把他的理解总结为：“在文献专家中，没人知道圣经原稿到底说了什么。第一批抄本已不复存在。”
亚当斯有一点说的对。我们已经没有圣经任何一卷书的原件了。可是，几乎所有古代文学作品也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原书的内容。原因在于圣经文本被抄写了很多次，而且通常文士的抄写都很认真仔细。因此，当我们比较这些大量抄本时，我们就能发现哪一些是确实抄错了，哪一些是抄写员加入的内容。一旦确定，就可以进行更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比的结果让我们对原文的准确性很有信心。
举个实际的例子，2020 年出版了最全面修订过的马可福音。它以几百份希腊手稿为基础，加上早期版本的证据和教父们引用的经文作为参考。在修订过程中，大约 5600 处需要编辑们做出决定，但只有 126 处需要在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即便这样，也没有一处造成译文意思的重大不同。如果说这些专家对马可福音的原文“毫无头绪”，那就太荒谬了。
如果说一种迷思是对文本的不确定，那么还有一种相反的迷思认为，抄写旧约的文士非常严谨，只要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就会把将整部手稿扔掉，从头再来。在教会演讲时，我们经常会问听众有多少人听过这种说法，每次都会有十几个人举手。幸运的是，只需一张照片就能纠正这种说法。以赛亚书可能是死海古卷中最著名的，我们可以看到抄写的文士犯了所有抄写员都会犯的典型错误。但他并没有从头来过，他在行间和空白处做了更正。总的来说，以赛亚书是一份精心誊抄的副本，与我们译自希伯圣经马所拉文本非常吻合。但并非所有的死海古卷都与后来的文本如此一致，我们需要谨慎地注意到这两种文本都存在。
这种流行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后来的犹太人确实在书中提到了抄写时一丝不苟的重要性。例如，十一世纪的犹太学者拉希（Rashi）指出，如果漏掉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读者读到的可能是“上帝死了”（meth），而不是“上帝是信实的”（‘emeth）。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后来的塔木德对抄写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但这些规则远远晚于死海古卷，当然，这个规则也不能应用到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士身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钦佩他们的工作。即使澄清了迷思，这些文士也绝对是圣经历史上的无名英雄。
如果说圣经的正典化和抄写经历了数百年，那么圣经的翻译也是如此。甚至在新约成书之前，旧约就已经有了希腊文译本，称为七十士译本。基督徒们遵循先例，到五世纪时，圣经已经有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特文的译本，后来又增加了其他语言译本。早期译者面临的挑战与当代译者的一样。
耶柔米在四世纪修订拉丁文圣经时，曾就直译与意译之优劣进行过辩论，他主张采用后者。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翻译七十士译本的犹太学者们往往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七世纪的一位叙利亚文译者非常注重为读者表达希腊文原意，有时甚至为此发明了新的叙利亚词语。这些文字争论的背后往往是神学方面的争论，就像今天一样。以赛亚书 7:14 的翻译（是“童女”还是“少妇”）在二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二十世纪的标准修订版（RSV）也同样如此。现代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而是让我们对它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关于翻译的最后一个迷思是罗马天主教会彻底禁止了圣经翻译。与其他迷思一样，这个迷思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在英国，14 世纪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及其追随者将圣经译为通俗易懂的版本之后，教会取缔了白话翻译。一百五十年后的威廉·丁道尔时代，这一禁令仍然有效。丁道尔的翻译工作遭到强烈反对，最后他被捕并被杀害。但整个欧洲对白话文翻译的反对并不都一样。当路德在 1522 年将新约翻译成德语之时，市面上已经有了十几种德文译本。法语和意大利语也有自己的译本。虽然天主教徒经常对圣经翻译比较紧张，但也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反对，或者是彻底反对。1546 年，特伦特大公会议颁布了关于圣经的法令，其中既没有禁止翻译，也没有鼓励翻译。主教们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对此不发表态度。即使对英文译本而言，天主教徒也只能抵制到一定程度。最后，天主教在 1609 年出版了一本完整的英文圣经，比国王钦定版圣经还要早两年。
如果说，有时我们误解了圣经由来的历史，那么好消息是，事实胜于雄辩。圣经由来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是因为许多人将毕生精力、甚至生命都投入其中，让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圣经。当我们揭开那些虚构的部分，我们会发现一个激励基督徒去读、去爱、去活出来的故事。圣经的历史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把圣经的由来视为理所当然的。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十架路出版社英文网站：5 Myths about How We Got the B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