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纪初，卑微且处于边缘地位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之后成为了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
这个问题是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著《基督教的兴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本书内容亦收录于该作者的另一本书《社会学家笔下的基督教史》中，后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一书的英文版副标题，该书揭示了许多关键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瘟疫。事实上，若要理解“卑微且处于边缘地位的‘耶稣运动’”为何会兴起，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在应对瘟疫上是如何引人注目的。
我会在本文简要概述历史中的四次流行病，以及当时的教会如何以基督的方式回应。看到这些例子时，愿我们被他们鼓舞，即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时间和安排做出调整。他们英勇的牺牲所展现的关心贫苦人群的动力，完全是效法基督的；我们也应在落实爱心之时敢于更多自我牺牲。同时，因为我们有可能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在今天如果想要效法这种行为，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这种智慧。当我们观察这些历史中的例子时，圣灵会带领我们做出应用，我们自己的灵则会因其中的信、望、爱而振作。愿我们在这个流行病时代，在这观望的世界面前活出耶稣的智慧与道路。
塞浦路斯瘟疫（公元249-262年）是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在爆发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死于罗马。尽管瘟疫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但基督教对它的回应却赢得了钦佩与更多的追随者。
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如此记载：
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表现出极大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单单为对方考虑。这些弟兄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他们一同安详地离世。他们认为自己被感染后，便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喜乐地与邻舍同哀哭。许多人在护理与照顾他人时，使对方的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代他们而死。
这种明显的效法基督（自己取死以给人生命）与教会之外的人形成了显明对比。狄奥尼修斯继续写道：
异教徒的情形则截然相反。他们抛弃了那些刚有疾病端倪的人，逃离至亲的朋友。他们避免任何与死亡有关的联系与关系。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这瘟疫已然难以逃脱。（《教会史》[Eccl. Hist]，优西比乌[Eusebius]，7.22.7-10）
瘟疫加速了生命的自然历程，深化了我们对死亡与脆弱的感受，并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展现那反文化与无条件的爱。教会在公元二世纪迎接挑战，赢得许多人的羡慕以及皈依。一个世纪后，类似的变革再一次发生。
斯塔克估计，公元251年时，基督徒人口仅有120万，占帝国的1.9%。尽管教会仍然只代表帝国的一小部分群体，但这与二世纪初相比已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然而与直觉相反，另一场瘟疫也促成了教会的前进。
这场瘟疫与之前不同（我们猜测也许是荨麻疹），但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瘟疫有着同样高的死亡率。人们遗弃了意大利的城镇，有些是永久遗弃。军队以及罗马帝国的基础结构都遭到大规模削弱。然而，基督徒在那场考试中的表现再一次引人注目。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这样写道：
这场看似可怕与致命的瘟疫来的正是时候且必要，它拷问每一个人心中的公义，并考验人类的心灵；（健康者）是否照顾病患，亲友是否尽职尽责地爱护亲属……医师是否不抛弃受苦之人。
瘟疫“拷问”着我们，暴露出我们所行的是肉体之道（自我保护）还是圣灵之道（自我牺牲）。第三世纪的瘟疫在教会里找到一群被圣灵充满、跟随他们主的道路的人。
基督徒的死亡率明显低于普通人群的死亡率（只有约10%，虽然“只有”是个可怕的限定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一方面意味着提供护理的人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另一方面意味着被感染的人得着更高的存活几率。由于这些基督徒令自己更易死亡，他们实际寻回生命。在瘟疫席卷过后，基督徒变得更有力。由于有更多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所占的分量也更有力了。他们更有韧性，因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有一个强大的希望。他们借着所遭受的苦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此作为共同体时他们会更强大。
如果你想知道为何从起初微贱且处于边缘地位的基督教在公元300年时已拥有600万信徒，斯塔克会告诉你：瘟疫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从14世纪起，黑死病就困扰着欧洲。它在短短五年内便灭绝了整整一半的人口，城市地区影响尤为严重。疫情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反复发生，其中包括1527年影响威滕堡的那场瘟疫。许多人逃跑了，然而路德与他怀孕的妻子卡塔琳娜（Katharina）却留下来照顾病人，他们引用《马太福音》24章41-46节作为自己的准则：
我们必须遵从基督的话，“我病了，你们不来看顾我。”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彼此结合，即任何人都不能在他人有困难时抛弃对方，相反有义务协助和帮助他，正如我们自己也希望得到帮助一样。
路德谈到允许逃离的情况，并因意识到我们倾向于自以为是，而警告基督徒不要因他人做出不同的抉择而相互论断。 但写道他自己的责任时，他说：
执事们和我在一起，当然与我们同在的还有基督，因祂的同在我们便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切。虽然祂的脚跟被魔鬼所伤，然而祂却仍要在我们里面胜过那古蛇。请为我们祷告，在主里向你道别。（1527年8月19日）
我们应注意撒但与基督都在路德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例。撒但从起初就是谋害者（创3:15），牠站在瘟疫背后。
然而基督却更强大，也更参与其中。祂在那些提供照看的人们中间，在病人们中（参上文的太25），祂也在教会将要经历的胜过撒但的胜利中，这场胜利甚至包括了瘟疫后之恢复的小型胜利。路德与卡塔琳娜幸免下来，这场激烈的考验印证了基督的道路是真实的。
截止19世纪50年代，伦敦是世界上最强大及富有的城市，其人口超过两百万。1864年爆发的一场霍乱击中了伦敦人民心中的恐惧。
查尔斯·司布真当时只有20岁，来到首都牧养新花园街礼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el）。他之后回顾这场瘟疫，将其视为他自己以及这座城市的学习的关键时刻。
如果头脑在某一时刻非常敏锐，那一定是死亡在门外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伦敦时，因着霍乱正在肆虐，人们非常渴望地聆听福音。那时几乎没人会嘲笑信仰。
他讲述了拜访一个曾反对他的垂死男子的故事：
那个男人，一生都习惯于嘲笑我。他经常用粗俗的语言谴责我是个伪君子。 然而，他并没有被死亡的飞镖迷惑，而是开始寻求我的陪伴与辅导，毫无疑问，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已将我视为上帝的仆人。
这个世界如沙般分崩离析已是既定事实，但这往往需要今生生活刮起的风暴来揭示。司布真将那个时代的瘟疫视为一场风暴，促使许多人到基督这磐石中寻求庇护。
有许多因素使我们今天的时代与众不同。在有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医院之前，并不存在专科并专业的医疗保健。更重要的是，前几代人服侍病人时，并不知道对方的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但我们知道照顾者可能成为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隔离而非感染想要爱的人，可能是眼下最有爱心的事了。虽然爱的外貌在不同的年代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但爱仍然必须以此为目标，即一种由圣灵引导的、而非以肉身的自我为中心的爱。
所以我们可以：
编注：这4个功课整理自Glen Scrivener制作的一部视频，其中包含教会历史上三个基督徒在大瘟疫中坚持不懈的例子。
译：许志斌，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sponding to Pandemics: 4 Lessons from Church History
